邓小平时代

伟人邓小平

作为曾多次陪同邓小平及其他高层领导人会见外宾的翻译，高志凯博士在《我给小平当翻译》中回忆了伟人邓小平的一些生平事迹和品格为人。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正如傅高义所说，他和那一代的领导人一起，为中国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让一个古老的文明古国摇身一变成为了新世纪的现代化大国。

一、性格为人

高志凯提到了一些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来彰显邓小平的性格为人。比如着装上，他的风纪扣总是扣得严严的，有人为他画了一幅油画，他看到画的照片时说，上面的风纪扣没扣，我作为军人风纪扣一直是扣着的。一件小事就充分体现了他骨子里的严谨性和纪律性。

邓小平非常务实，总是用最易懂的语言与人沟通，用大白话解释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向百姓说明政府的政策，争取他们的支持，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位非常接地气的国家领导人。他从不搞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也从不虚荣，这一点应该没有任何人会怀疑，因为当年他成为最高领导人后，拥有实际上的最高权力，却没有正式的头衔，甚至没有公开宣布他已经登上了最高职位，这种奇怪的安排能够运转，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本人更感兴趣的是实权而不是名衔，他只想实实在在地为国家做些事情。

邓小平是一位非常有力的领导人，也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很多艰难的工作，官员和百姓们都很爱戴他。但是这种爱戴却不同于对胡耀邦或者当年对周恩来那样的爱戴，因为邓小平是一个比他们更坚硬的人。邓小平16岁离开家乡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他以此来表明，他要报效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别或朋友，他不会怀恨报复，不会让私人恩怨或者感情因素影响到工作决策，这一点对于与他共事的人来说有时是一件好事，但却不总是一件好事，因为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会做他认为最有利于国家的事，未必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手下人，“他是献身于事业的同志，不是可以违背组织的需要的仗义朋友。”而且在大多数时候，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和蔼可亲的人，而是一个非常“严厉、急切、要求高但讲道理的监工。”

二、内政

《我给小平当翻译》中并未过多提到内政方面的往事，而我也不打算花太多笔墨，这篇文章的重点将在经济建设上。一来是政治问题本身敏感，二是一般人很难能够对政治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三是邓小平本来就对政治斗争不怎么感兴趣，他掌权以后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两件事上：搞好对外关系和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但邓小平是有高超的执政手段的。当年“四人帮”主导下的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是受害者之一，他不是激进的斗争派，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也不愿拥护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愿承认文革是以成绩为主。后来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他清醒而坚定，总是避免严重的正面冲突，但却能自始至终坚守自己的立场。他给了下层和社会舆论更大的自由，但并不是绝对的自由，他坚决不容忍任何有损党的权威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言行，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中写道，邓小平的统制术包括坚持统一的命令体制、牢牢掌握军队、得到群众支持后再做出重大决策的突破、避免宣传过去的恩怨、通过试验避开保守力量的抵制等。

三、外交

《我给小平当翻译》的作者高志凯是跟随邓小平的翻译，所以自然在外交方面的记忆要更多。比如他提到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认真听对方长篇累牍的谈对战政策后，只说道，“我们关于古巴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请你谈下一问题。”可见邓小平做事、说话非常果断，即使是在很棘手的外交场合上。作者还提到两伊战争期间，美国政客强调邓小平应该支持他们的立场，而邓小平的回复只有一句话，“我们要留有后手。”

外交方面，《邓小平时代》中有这样一段话，“无论洋人如何摆出泰山压顶的气势，他从不自觉矮半截。相反，他在与外国领导人打交道时，把他们视为解决问题的伙伴，很快就直奔主题。由于没有心理负担，他便能既不畏强也不凌弱地坚决抵制他认为不符合中国利益的外来压力。”在邓小平之前，周恩来一直是管理外交事务、与外宾打交道的代表，邓与周的私人关系也非常好，但他们处理外交事务的风格是很不相同的，邓小平强硬而直率，周恩来则是巧妙而优雅。

在邓小平掌握最高领导权的时期，他为中国成为世界格局中的一个积极参与者铺平了道路。访欧、访日、访美、在1989年同苏联恢复正常交往，可以说邓小平改善了中国与每一个重要国家的关系。

四、经济建设

这是最重要、最深刻、最令人热泪盈眶的部分。

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

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一年后邓小平被恢复职务。这时他所面对的，是一个面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中国。他要推动改革开放所面临的的压力，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无论中外，在邓小平谢幕之后长大的人，都很难体会邓小平踏上这个旅程时面对的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一个把全然不同的新思维拒之门外的国家；文革中受迫害者和迫害者之间的深刻裂痕；军队干部对裁军和减少军费的抵制；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敌视；城乡社会保守的结构；城市居民对接受两亿农民工的抗拒；以及因一些人依然贫困而另一些人先富起来所引发的纷争。”

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毛泽东具有非常强大的知识和能力，但在经济建设上，邓小平有着更加深刻和超前的见解。他从十六岁就赴法留学，后来又去往苏联，有着开阔的国际视野，也能非常客观地看待中国和外国的差异。他虽然也是跟随毛泽东一起为中国的解放而战斗的革命一辈，但却似乎比其他人更关心中国经济上的发展和未来的现代化。与美国建交期间，基辛格曾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改善中美关系主要是基于安全考虑，邓小平则更重视国内的发展，并且已经在考虑改善中美关系能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哪些好处。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艰难探索、曲折前进的一段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之后，中国从内到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当时邓小平深知中国的落后，也从不忌讳承认这一点，他鼓励官员们出国访问，积极与外国专家交流，探讨中国的发展模式，接着以广东和福建作为试验地，放开了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通道——“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后来又把试验点扩展到了沿海的14个城市。当然这一切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刚从外国侵略者手中用生命和鲜血夺回了国家完整的主权，当时的中国人对国外不仅完全不了解，而且充满了恐惧和敌视，反对开放的大有人在。邓小平并不着急，也不费力与人争论，他鼓励一些官员在广东一带做试验，鼓励他们大胆地去闯，他相信闯出来的结果自然会证明一切。

同时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也逐渐地拉开了序幕，当时中国是沿袭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在人们心里，社会主义就是和计划经济绑在一起的，而市场、私营企业、个体户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但邓小平大胆地推开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开创了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农村，大寨和公社等集体经济的代表逐渐被解散，生产单位逐步缩小，直至包产到户；私有经济被允许出现，价格上实行双轨制，企业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市场逐步培育起来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现在说起这些似乎可以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说，但改革从来都伴随着阵痛和牺牲，这些改变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我记得大学上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刘伟教授给我们讲到当时一个北大的教授，听到中央市场化改革的决议后无法接受，就从第三教学楼的窗口上跳了下去。我当时听了非常震惊，所以到现在依然记忆犹新。对于那一代很多人来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他们的信仰、是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当他们抛头颅、洒热血迎来了理想的胜利后，却听到要回到市场经济去，这就像一种精神支柱的崩塌，对他们来说是无法接受的。由此可见，邓小平启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所需要面对的压力和困难有多大，同时也可见他的决心有多坚定，胆魄有多大。

邓小平还近乎着魔似得推动科技和教育的发展，他总是有非常长远的战略眼光，他的很多决策和尝试在很久以后都被证明是正确的。

邓小平曾说，计划或者市场并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只要坚持公有制，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断定说，市场经济就要比计划经济更优越，甚至于，我们其实无法说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哪一个严格地好于另外一个，虽然我所受到的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告诉我，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可以最大化配置资源，而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根本性的内在矛盾，社会主义是更优的社会制度，但我依然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被以更开放的姿态去思考、讨论和实践，邓小平在他那个时代找出了一条创新的道路，而未来的人应当持续地去反思和创造。

邓小平是一个极其勇敢的开创者，他能够在那个时代想其他人所不敢想，言其他人所不敢言，用高超的政治技巧克服改革路上的重重阻力，给中国留下了一个更加清醒、开放、自由、发达的社会。正如《邓小平时代》中所说，“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同事们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