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不妨从傅高义先生的人物传记《邓小平时代》一书里，深入地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出了第60期简报，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该文已经酝酿了数月，是由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胡福明、中央党校理论教研室的孙长江和《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数易其稿而完成的。
当时是文革最后阶段，虽然人心思变，中国已处于改革开放的前夜，但高层与宣传界的思想依旧处于僵化、保守、压抑的状态。
5月11日的《光明日报》上转载了这篇文章，为安全起见，文章的署名是“特约评论员”。5月12日《人民日报》和军队报纸《解放军报》也转载了这篇文章，随即又被许多地方报纸转载。
这篇文章的重要核心观点是：
评价真理的唯一方式是人民群众广泛的社会经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思想体系，而是必须根据经验不断重新做出解释。
作为摧毁旧制度的国家缔造者，毛泽东主席经历了太多的政治斗争与战争洗礼，特别是当时国外普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误解与恐惧，形成了敌对的力量，这反过来影响了国家高层的判断，从而把政治看得高于经济。
而小平同志是实用主义者，在遇到问题时，他更多地从现实出发，更看重政治这个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即国家经济。
邓小平与毛不同，他一向很现实，承认中国的弱点和落后。但是他也具备基本的自信：他知道自己代表着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它有着悠久而伟大的文明史；他的力量不但来自他个人战胜重重挑战而取得成功的经历，也来自于他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全面了解。
比如，当小平同志意识到中美两国，有可能短期内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他的目光投向了其最关切的领域：科学。在那个还有很多老百姓难以吃饱穿暖的的动荡年代，小平同志的目光越过了贸易，越过了经济，直接投向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生产力：科学。
邓小平对科学在中国的复兴中能起的作用持有一种近乎着魔的信念，并因此批准了一些相关项目。有人问过他，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刚刚开始，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搞离子加速器？他说，为了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必须向前看。
很显然，饿着肚子的人居然先关心的怎么才能使用上电，这的确是常人无法企及的战略高度。这也显示出小平同志拥有管理国家的新思路及建设好国家的重要能力。
为什么他能在一个比较封闭的时代，获得这样的能力呢？
1、首先是他自己身处伟人身边，有机会学习到毛周等伟人的做事方法。
邓小平在担任处理党内日常工作的主角时，得以亲身观察毛泽东如何判断国家面对的重大问题以及如何做出影响全国的决策。毛虽然在晚年犯下灾难性的错误，但他当时仍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领袖。此外，基辛格曾说周恩来总理是他遇到过的最伟大的政治领导人之一，在巴黎和上海时就与周恩来相识的邓小平，也能够观察这位大师如何处理外交事务，如何全面领导政府工作。通过和毛、周一起参加会议，邓小平得以学习他那一代人中这两位最伟大的领导人如何评估国家大事。
2、其次是他参与具体工作，锻炼了管理小到一乡一县，大到一省一国的行动力。
他尽量让毛泽东站在自己这一边；他依靠有成功经验的干部；他发文件，召开群众大会，利用军队使群众相信“文革”的政策不会轻易回潮；把阻碍进步的人抓起来，并督促建立新的领导班子。而且，他做起这一切来雷厉风行。
他更像是一位总司令，审慎考察着自己的作战计划是否得到正确部署和落实。
他的职位不过是党的副主席、副总理和军委主席，邓小平却对权力的各个重要层面行使着有效的控制。他充分运用个人声望，大胆地创建了一套运作良好的体制，把一个国家建设得强大繁荣。
他善于抓主要矛盾，做长期规划，并依靠群众依靠人才。
（他）区分大事小事，将精力集中在能给中国带来最大变化的事情上：制定长期战略；评价可能决定长期目标成败的政策；争取下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宣传能体现他想实行的政策的典型。在一些重要但复杂的领域，例如经济或科技领域，邓小平依靠其他人去思考战略，然后向他说明不同的选择，最后由他拍板。
即使暂时退出政治舞台，他也利用旁观者清的视角，去观察、记录、把握中国的发展趋势。
（像）这些经历过大权旁落和东山再起的国家领袖一样，邓小平发现，这一段退出日常政治的在野岁月使他能够对国家的重大和长远目标形成清晰的认识。倘若邓小平没有对中国需要进行的改革的性质以及如何加以落实做过长期思考，很难想象他在1977年以后能够采取那些熟练而有力的措施。
3、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注重在变革时借势。
小平同志在提出重大创议之前，会先争取少数人，慢慢过渡到多数人的支持。
在他感到某些问题上存在着强烈的反对意见，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少数人，那么，他也会想方设法争取他们的合作，或至少让他们消极接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会推迟采取坚定的立场，直到气候变得更加有利。
在邓小平看来，成功的领导人既要能做出正确的长期战略方向决策，还应当知道如何去营造“气氛”，如何因势利导，如何适时采取行动。
小平同志还利用了经济发展来倒逼政治进步。
在世界各地设有工厂的索尼公司联合创始人盛田昭夫曾说过，一般而言，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其官僚机构也效率低下，但是一旦采用了现代工业的效率标准，这些标准会逐渐渗透到政府之中。按国际标准，当时的中国政府机关仍然效率低下，人浮于事。但是，中国工商业一旦提高了效率，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党政领导也会效仿同样的效率标准。
小平同志努力将中国融入世界的潮流中，于是在大风大浪中让中国更精于生存发展。
邓小平全部改革战略的支撑点，是他坚定地相信中国必须从观念到贸易向外部世界全面开放。苏联领导人对于允许外国商人和企业在苏联办厂十分谨慎，也不敢放手派遣大批苏联学生去海外留学。邓小平知道，外国人和归国留学生带来的变化有可能使中国面对艰巨的调整问题，但是他坚信，一个国家只有保持开放才能最好地发展。他的一些同事担心外国人和各种外国做法会把中国搞得晕头转向，但邓相信中共足够强大，能够对事态加以控制。邓大力支持派遣官员和学生出国、翻译国外的书籍和文献、欢迎外国顾问和商人来华。有人害怕外国人的竞争会危及中国的生活方式和利益，他对此类批评也有充分的准备。他认为外国公司的竞争非但搞不垮中国经济，反而能使中国人的生意越做越强。他也不担心出国的人会有很大一部分留在国外，因为他相信他们会继续帮助自己的祖国。
邓小平曾说，他要让人们记住一个真实的他。他希望人们好好地记住他，但不想让人们像吹捧毛泽东那样为他大唱赞歌，邓小平从不自视为“天子”，他只想让人们记住他是一个凡人，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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