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你选一位古代的诗人一起旅游，游山玩水，你会选谁呢？不要想多了，不能选女的。
对，你要选苏轼。
一提起苏轼，你会被他光芒万丈的才华闪得睁不开眼。他是千年难遇的旷世奇才，还是全才、天才，诗、词、散文、字、画皆登峰造极，据说，就是酒量和弹琴的功夫差点。他以一己之力让宋词达到可以和唐诗比肩的高度。
宋神宗评价苏轼和李白，说李白有苏轼的才华，但没有苏轼的学识。这话虽然有些偏袒，因为，毕竟他和太后都是苏轼的“粉”，但神宗也是有他自己依据的。
苏轼在制科考试中获得了一个”三等“，这是什么概念呢？首先，制科考试比进士要求更高，难度更大，更有挑战性的精英考试。其程序复杂，内容繁多，对应考者的学问要求极为全面。制科即制举，又称大科、特科，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为选拔”非常人才“而举行的不定期非常规考试。意思是皇帝要亲自对一些特殊人才进行考试，以选拔国家之栋梁。
制科考试成绩分为五等，三等最高，四等为中，五等为下，一等二等虚设。
在文人造极、神仙打架的宋朝，总共也就4个人是制科三等。三等中还分两个品级，苏轼为上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看着苏轼和他弟弟苏辙的卷子，宋仁宗兴奋地对皇后说：”联给后代留下了两个宰相之才。高兴啊高兴。“
而在苏大学士光芒万丈的背后，却丝毫不见文人的清高和孤傲，他是一个诙谐幽默，乐观豁达，极善良且有趣的人。可谓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更可贵的是，这并非只是在他人生得意时才有的好心态，而是哪怕身处不测之渊，依旧不改的本色和情怀。
苏轼登科入士时，适逢千古第一仁君宋仁宗在位，君正臣贤，万民安康。可谓是经济、文化全面繁荣。正如苏轼在回答皇帝问题时所说，当时还是存在三个问题，或叫弊端：冗兵，冗官和冗费。
宋朝重文轻武，文开科举，强调分权制约。但凡事都有两面性，庞大的官员系统和安抚军户的冗兵政策，日益加重百姓的负担，以至国库存空虚，财政吃紧，所以仁宗、英宗之后，宋神宗立志变法图强，重用王安石推行新法。但因操之过急，出现了很多弊端。比如：禁止贩卖私盐，但官盐又太贵，百姓们保能铤而走险。于是仅杭州府的大牢中就有25000名因私盐入狱的百姓，一个个被打得皮开肉绽。又因为裁撤保守派太快，使得很多无德之人假借支持新法之名纷纷上位，官员质量直线下降。
很多人认为苏轼反对新法，其实这是一个误会。苏轼对新法积极的一面当然支持，只是强调一个不要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但这也触了神宗的逆鳞，因为他和王安石变法的决心极大，态度坚决，新法只能执行，不能议论。
眼看朝堂险恶，苏轼自请外调去地方任职，一来可以躲避党争之祸，二来可以踏踏实实地为百姓做点实事儿。他在杭州修水井，在密州捕蝗虫，在徐州抗洪水。在远离朝廷的地方，苏轼实实在在地解决着百姓们的难处，造福一方。
但也正是因为他政绩斐然，让朝廷里的小人们妒火中烧，翻开他的诗集，巡章逐句找毛病，直到找出讽刺新法甚至是欺君的词语加以栽脏陷害。诽谤之下，神宗果然大怒，将苏轼下狱，甚至要杀了他，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要不是王安石和铁粉曹太后求情，他这条命就没了。
需要说明的是，王安石虽然和苏轼的政见不同，但也是高风亮节的君子，坏的只是朝廷里的那些小人。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苏轼以犯官的身份被贬到了荒芜的黄州任团练副使。大家不要以为这好歹是个官，要知道，犯官是没有工资的，苏轼只能自谋生路，而且不能离开黄州。
从此，苏轼开始了他的贬谪生涯。不平坦的从政之路，却造就了一代文豪。他先后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他的绝大多数经典作品都写自他的贬谪所在地。这也难怪，他在总结自己一生时，就用了这样一句诗：“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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