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
“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
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
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
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
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
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
清初学者论史总有一种痛切之感，剔除这层因素，顾炎武的这段短短论述可谓真知灼见，最重要的是这段话深刻揭示了我们一直顺口说的“春秋战国”之间的巨大差异。
展开说，人们历来说“周秦之变”是一种巨大的变革，这当然也没有错，西周开国到成康可以看成一个起始状态，秦是一个终点状态；但如果要对这个转变过程加深考察的话，就不能不得出“春秋战国”之际巨变的结论。春秋上接西周，是一种体系变态化的过程，战国下起秦汉，是一种历史大势形成的过程，这两个过程之间有着不小的断裂，也就是顾炎武总结的种种迥异之处。
一、春秋“尊礼重信”，而七国已经到了“绝不言礼与信”的地步；
二、春秋“宗周王”，就算是个象征，但大家还都拿周王当回事，七国“绝不言王”，目中无周王；
三、春秋“严祭祀，重聘享”，齐国“无其事”，所谓聘享，指聘问献纳。聘问必有宴享，故聘、享连文。出处《仪礼·聘礼》：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郑玄注：享，献也。既聘又享，所以厚恩惠也。《左传·昭公三十年》：先王之制，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军之事於是乎使卿。这里“祭祀、聘享”都是针对周的宗庙儿说的，因为列国基本都出自周的分封，所以可以理解为周天子分封出去的小宗，“无其事”，完全不理那一套，其实也就是贵族分封的瓦解，谁跟你一家的。
四、春秋”犹宴会赋诗“，七国没听说了，也就是文化都大变了，这是有点出乎后人想象的。
五、春秋“赴告策书”，七国也没了。崩薨曰赴，祸福曰告。其实还是列国之间残存的温情或者假客气，这时候也没了。
几点综合，可以说，七国和春秋时候的诸国差异很大，但七国之间的差异很小，或者说七国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秦国”或者“类秦国”，没有转化为“类秦国”的实体，几乎不可能存活。
从分封的“兄弟之国”，到七个大同小异的秦国，这个过程必然有着强大的历史动力，伴随着重要的历史进程，也就是贵族家族制的瓦解。从这个角度上看，周至秦就是贵族家族制建立——顶峰——和瓦解的过程。
再扩展看来，整个中国历史可以看成三次兴起和瓦解，贵族的兴起和瓦解、士族的兴起和瓦解、庶族的兴起和瓦解。
贵族的兴起和瓦解，兴起于商纣、瓦解于秦汉，贵族是血统垄断；
士族的兴起和瓦解，兴起于东汉、瓦解于南北朝到唐初的漫长过程，士族是知识垄断；
庶族的兴起和瓦解，兴起于中晚唐、瓦解的过程未明，庶族其实没什么可以垄断的。
所以历史其实是一个打破垄断、提高混乱度、熵增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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