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如下：
（一）强力的政治文化介入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无产阶级戏剧”运动推动话剧界发展，左翼理论家开始对文学进行阶级批评，曹禺的作品受到了批评。比如周扬指出《雷雨》与《日出》对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揭露不够透彻；张庚也从《雷雨》中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点出发来指出作者世界观的落后；田汉痛斥曹禺剧作脱离时代、远离现实。总而言之，受抗战时局的影响，文艺界整体上的关注焦点向民族、国家、现实进行转移，阶级与民族的呼声弥漫了这个年代，曹禺难以逃脱大势的包围。曹禺进入了以“政治”为关键词的“十七年”后，曹禺本人既怀着由对党和新文艺的热情，同时又遭受批判的压力，还拥有着寻求认同的复杂心态。曹禺的文艺创作在文艺评论家批判浪潮里，常常处于“被中伤”与“伤人”的迷局之中，在文艺政策“收”与“放”中艰难行进。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树立文学力量的合法性，需要进行 “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世界观上的彻底转变，凸显社会政治文化功能，严重破坏了作家本人的审美逻辑和表意体系，迫使曹禺出现了艺术水准断崖式的下降。
（二）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
由于曹禺所处的时代，社会变迁速度和社会转型速度都非常迅猛。在曹禺现象中，显然的现象是，写新生活生硬，旧生活却得心应手；歌颂光明较为浅露且较为滞涩，批判黑暗入木三分且行云流水。这其中主要包括曹禺对社会生活、对光明和黑暗的态度，以及相应的情感倾向。倘若对研究对象不熟悉，没有热情，那么必然下笔艰涩，没有丝毫灵性，常常漏洞百出，写不出人和事的情趣盎然与荡气回肠，难以经受时代的洗礼与逻辑的推敲。他本人原来对于宇宙世界与人生的理解和体验，还处于那种旧社会的冷酷压抑之中，而新时代所要求的阶级斗争、民族大义、国家兴亡，却是他并不擅长且没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曹禺已经无法跟上新时代与新社会的步伐节奏，感知较为干涸，曹禺心中文学库存不能满足新时代的要求。曹禺曾说：“创作必须真知道，写不好的根本原因，总是由于并不真知道自己要写的东西。首先是个性鲜明的人物，你对他熟透了，才能写好。”对比曹禺早期作品的成功和后期作品的不成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曹禺的写作辉煌只能出现在他最熟悉真知道的陈白露年代。”
（三）创作者的经验与内耗
曹禺创作体验和素材积累是不足的，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曹禺完成了从剧作家到官员、社会活动家的迅速转变。从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资料显示来看，曹禺当时共兼有十五份职务。如此多的兼职，精力有限，体力不济，戏剧创作更成了奢望，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占据了他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长期处于社会上层的生活，让他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去体验生活。这个时代已经有不少作家开始深入农村和基层，基于土地开始安心创作，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作品。而曹禺创作生命力的迅速衰退，他所赖以生存的观察体验全部消失，作为创作主体其内心局限，无法按照自己的心灵情致去创造他最擅长的区域。黄永玉曾写信批评曹禹：“从一个海洋萎缩成一条小溪流。”同时他还直言不讳地指责曹禺：“你心不在戏里，你为势位所误！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 大量的官方的活动消耗曹禺本该积累素材和关照人的时间精力，不断的吸收他的才华，令其无法静下心来进行创作，无法写出满意的作品，在恶性循环中他的才智逐渐的损耗掉了。
(四)结语
从1949年到1996年曹禺去世，四十七年的时间里，他仅仅创作了《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三个剧本。从才华横溢、冉冉升起的文坛新星到才思枯竭、饱受岁月摧残的文人。剧作家曹禺已经去世，但有代表性的曹禺现象作为反映文艺创造思想动力的缺失问题，却留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种现象在不同的文化大师身上重演，让人唏嘘和惋惜，更让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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