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匠心，止于至善；师者如光，微以致远。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老师。——题记
9月10日，又是一年教师节。
“他奶尼教师节呀，牯崽？”（苗语：今天是教师节吧，儿子？）坐在院子里的娘，手里拿着一个已经泛白的黄皮旧笔记本，正一页一页地翻看着，神情自然专注，尔后她慢慢地抬起头来看着我，轻轻地问道。
“尼囊，娘！”（苗语：是的，娘！）
“固崽啊，他奶歪囊妹崽沙奶瓜阿都来教师节，念奶刚包久高禾囊初嘎买？”（苗语：崽啊，今天我的孙女妹崽第一次跟人家过教师节，不知人家会送她们什么礼物当纪念？）
“歪沙几念，娘！几怪满几满礼物，代几少几念杰了。囊妹崽朴，包久高打门老师仙里翘来舞刚奶恩！”（苗语：我也不晓得，娘！不管有没有礼物，妹崽高兴就好了。听妹崽讲，他们几个新老师要一起跳个舞蹈让大家看！）
“固崽啊，歪囊妹崽沙对落段子，几尼高久勾久库，几加奶加桌，歪尼校长，歪沙尼满也囊！”（苗语：崽啊，我的孙女妹崽胆子也足也大，不是那些躲躲闪闪的，怕见人上不了台面的，我是校长，我也喜欢这样的老师！）对于女儿出落得大大方方，娘心里高兴得常常自言自语，满心喜欢。
“娘，代黛，就里刚包木久落锻炼，包叉启段起段仙，加奶加桌。”（苗语：娘，孩子，就要她多去锻炼，她才会长大，心智成熟，才能见世面长见识有胆识。）
“黛启妈，嘎启剖，不久不饶，某炯歪油，农来比刀，又木又青……”（苗语：儿承父业，孙继祖业，祖孙三代，薪炎相传，犹如星火，越燃越旺……）娘自顾自地哼起了苗歌，她自编自唱的唱词里，既有对于父亲无尽的思念，也有对乡村学堂和乡村老师的深深眷恋，还是对我们的期望。
娘不识字，娘也不是老师，可是娘心心念念的节日却是每一年的教师节。没有上过一天学，没有念过一天书的娘，但对乡村学堂和老师有着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缘分。
我知道，娘的这种学校情结，缘于父亲、我和女儿。女儿考入师范学校那年，娘跟村里的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炫耀说：虽然我大字不识一个，可我这辈子却培养了三个老师。在娘的内心世界里，我们一家三代在苗家山寨从教为师，成了她引以为豪的事儿。
目不识丁的娘，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辈子“师娘”。这种成就感，对于一个乡村的苗家女人来说，或许就是一生的意义所在和幸福之源吧！
那本泛白的黄皮笔记本，娘已经珍藏了三十八年，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教师节，广州军区驻军部队赠送给父亲和他同事们一份珍贵的节日礼物。
“满嘛呀，刚某尼洋打久臭，沙干某囊嘎落奶初老师，某几念念爹禾左！……”（苗语：他爸呀，要是你能再多活几年，就可以看到你的孙女长大当老师了，你不知有多高兴哪！……）娘从扉页中拿出一张跟父亲的彩色合影，咽哽地说着。这张彩照是父亲和娘五十岁左右照的，娘穿着苗族盛装，父亲穿着笔挺的中山装，父亲和娘精神饱满、神采奕奕。
这本旧笔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成了我们家的影集，里面珍藏父亲和娘、父亲和他的同事老师、父亲和他的学生，父亲和部队官兵，还有父亲同我和姐姐等大大小小相片，有黑白照，也有彩色照。
我知道娘又想父亲了，父亲过世七年多了，思念父亲的娘记性大不如以前，常常自己刚刚放下的物品，转身就忘摆在哪儿。唯独这本笔记本，娘好像不会忘记藏在哪儿。父亲过世后，每逢一年的教师节，娘总会要拿出来看看，一边翻着一边喃喃自语，就像父亲活着那会，跟父亲聊天。这本笔记本，这张旧照片，似乎是娘的精神支柱，带给娘最美好的记忆。
这本只有半张16K纸那么大的笔记本里，记录着我们一家，尤其是父亲一生在乡村学校教书育人的点点滴滴。
1984年春，还是一个民办教师的父亲，一张纸令被组织调到别的苗寨学校里任教，既要当校长又要当老师。这在那个年代里，这可是史不前例的头条新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但凡乡村的民办老师是不会离开自己的苗寨学校任教的。那会儿，父亲的工资每月还不到5元钱，要养家糊口是不可能的，仅仅只能作为添补家用而已。
民办老师的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的集体食堂化时代，是按一个大人的工分计分来分配粮食的；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民办老师跟村民一样，都分得同样等份的田地和山林。因此，父亲在完成教学工作之余，常常和娘一起，起早贪黑种田种地养家糊口。
公社学区领导找到父亲谈话后，父亲也是左右为难。父亲知道，自己是个民办老师，尽管组织要调他到别的村寨学校去工作，但学区领导也没有表态，他也知道学区领导也没有权力给他额外多加一块钱工资，他是不能享受公办老师的工资待遇，可他自己每月不到5元的工资又怎么能养活我们一家四口呢？
父亲沉默了好些天，他跟娘说，寨子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家里有了田，有了地，家家户户正热火朝天种田种地，自己调到别的苗寨学校去工作，还是一个民办教师，又不能享受公办老师的工资待遇，家里的农活又干不了，不如辞掉这个民办老师，好好当个农民，干上三五年，家里的粮食就富足了，一家人也就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那多好哪！
“可是我个党员，组织培养我这么年，现在组织相信我，让我去那个片完小当校长，我又怎么能不服从组织安排呢？……”好几个夜晚，我常常在半夜里，听到父亲很矛盾地跟娘说。
“去吧，坚持干几年，或许几年后，人家可以让你转正呢？就是不能转正，你就当着把两个孩子带好教好，家里有我呢，我是要比别家的女人累点苦点，可让两个孩子长大有出息了，我也值了……”虽然娘也不想让父亲远离寨子，其实娘也想让父亲留在寨子里一起多种些庄稼，多收些粮食，让我们家早些过上温饱的日子。
娘知道父亲心底里的纠结，娘清楚如果父亲调到别的寨子里去教书，也就意味着无法再利用课余时间耕田种地，我们一家的农活只能就落到个了头矮小的娘自己身上，她一个女人要挑起这幅重担，不知要比寨子里的任何一个女人要苦多少倍？
娘和父亲都是孤儿，是在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里长大的，他们是在饥饿中艰难走来的，他们只希望有一天能吃饱饭，可以添置一两件厚些的棉衣过冬不冷。第一次分到田地的娘和父亲，只想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改变饥寒交迫的苦日子。
娘告诉我和姐姐，公社的学区领导要调父亲去别的苗寨去当老师，问我姐弟要不要跟着一块去上学读书。
我和姐姐一听说父亲要去那个苗寨当老师，就特别的高兴，我和姐不约而同，心就飞出了大山。背着父亲和娘的时候，我和姐姐悄悄地谈论着到那个学校读书的美好未来，想象到那个学校读书的一切美好。
我和姐姐知道那个苗寨就在我们村山脚下，寨子里有一条公路通往很远很远的地方，还有一条清澈的小河从寨子前流过，那个寨子里的人家还通上电灯。在我和姐姐的想象里，那个苗寨里可能只有首都北京才能有的生活。
我和姐姐听到娘说，父亲要调到这样的寨子里，我们可以跟着父亲一起上学，心里早就乐开了花，那是我和姐姐以及寨子里的伙伴，一直无限向往，无限憧憬的地方。我和姐姐全然不知父亲和娘的痛楚与彷徨。
或许是娘看到我和姐姐的开心，看到我和姐姐对走出大山的向往。没有读过一天书的娘，或许是出于不让我和姐姐长大后，不再像他和父亲那样过得那么苦，像他们那样一辈子守在这大深山里过着刀耕火种的日子，希望我们努力读书，能走出大山去。
后来，娘一咬牙，横下一条心，支持父亲远离寨子去教书，这样至少让我和姐姐有更好的机会好好读书，或许长大才会有出息，日子过得更好些。
父亲觉得娘说到他心坎上，虽然不忍心。但他也觉得娘说的有道理，于是才下了决心去。父亲跟娘说，他每天会早点起来，干一会农活再去，放学后要是没什么事，就早点回家跟娘一起做农活。
有了娘的支持，父亲也就走马上任了。于是，我和姐姐跟着父亲一起来到那所片完小里读书，我读二年级，班主任及所有课程老师，都是父亲。
从那天起，父亲和娘走上一条起早贪黑的日子，两样都不相落下。每到周末，我和姐姐便跟着父亲和娘一起，向大山里的土地要温饱。
父亲调到的苗寨是一所片完小，是全公社两所有完整建制的片完小之一，有六个年级，100多名学生。唯一不同的，另一所片完小的校长是一名公办教师，而父亲是我们全公社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到出村担片完小校长的民办教师，这或许是学区领导对教师的破格任用的工作探索吧。
在这寨子边的水湄处，也是我们寨子的山脚下，自我记事起，广州军区某部常年有一个团的建制在里驻军，他们除了在这里进行军事训练外，还常常跟寨子里村民一起过春耕秋收的日子。
这所片完小有两栋房子，一栋解放初收缴寨子财主两层木材结构，火砖青瓦的旧房子，一栋是新盖不久的红砖七八间一层平房。
新盖的平房有四个教室，一间大的礼堂，还有三间每间有十个平方左右的房间，父亲安排给三个还没有成立结婚的从外公社或外村来的年轻老师住。
两层旧木房上下两层各有两个教室共有四个教室，父亲将六年级和老师办公定安排二楼两间教室里，一楼安排两个教室，一个教室安排二年级，一个安排给幼儿的学前班。
自父亲来到这样学校后，这个片完小破天荒设立学前班，办起了学前教育。为办好学前教育，父亲特地请来本村一个初中毕业的女孩子担任学前班老师，这个学前班老师的工资，是父亲跟广州军区的驻军化缘来的。
父亲除了要做学校的工作外，还兼任我们二年级的班主任和全部课程教学任务。
父亲带我和姐姐来到这所片完小那会，教师宿舍是不够的。父亲把好的宿舍给了其他老师用，我和姐姐就跟父亲挤在旧木房一楼两间教室中间的那一间光线昏暗的黑屋子里，好在驻军部队给我们学校接通电灯，装上一个大灯泡，白天一样亮堂堂。
虽然住在这样昏暗的房间里，可我和姐姐第一次享受到用上明亮明亮电灯的光照，也是打心里特别高兴。这是我们寨子所有的小伙伴见都见不到的电灯，更别说去享受。
电灯一时成了我和姐姐显摆的最大资本，回到寨子里，我们跟娘描述着电灯的亮光，远比煤油灯不知要亮多少倍，父亲干脆跟娘这样说，要是娘掉了一根绣花针在地上，一下子就能找得到。我和姐姐在小伙伴面前，更是无限夸张地说，那电灯不知比月亮要亮多少倍，亮得跟白天就是一个样，掉在地上的几根头毛，都看得清清楚楚。
连能用上煤油灯都是的奢侈的苗寨小伙伴，对个电灯，尽管我们怎么形容，怎么穷尽所有汉语和苗语的词汇去描述，他们似乎这还是跟海市蜃楼一样神奇，没有概念！也难怪，他们一直没有见过电灯是什么样。
就这样，父亲负责教给我们文化知识，娘便教给我们农民生活的技能。我和姐姐学到书本一切知识，都是像父亲这样的老师教给我们的。我和姐姐学会一个农民所要熟练掌握的挖地种地，播种插秧，锄草砍柴，施肥打药，割草喂牛等生活技能，都是娘一点一点教给我们的。
父亲和娘都是我们童年成长中不同的老师，亦如不同学科的老师。
驻军的一个首长从报纸上知道国务院明确每年的9月10日作为教师节后，就来到学校，找到父亲，说要好好庆祝一下第一个教师节，活动的一切由部队官兵来安排，学校负责组织学生表演几个节目，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父亲将这个消息报告给学区领导后，学区领导专门安排中心完小一名音乐老师来帮我们排练节目。在随后的一个星期里，父亲和他的同事，常常在中午下午的时间里，分年级组织我们排练节目，有朗诵诗词的，有演讲的，有跳舞的，有合唱的，有独唱，父亲玩起他的拿手绝活，邀了一名和他年纪相仿的男老师搭腔，一起唱苗歌。
1985年9月10日，国家确定这一天作为全国所有学校老师的节日，父亲也迎来了全国第一个教师节，也是他人生的第一个教师节。那一天，在学校的操场上，驻军官兵来，学区领导来了，父亲和学区领导、驻军团长坐在用红布铺好的主席台上，我们学生坐在一边，部队官兵坐一边。
父亲和他的同事，第一个站在我们和部队官兵的面前，尽情唱起了苗歌，用苗歌歌唱党的领导和政策好，我们表演的我排练好的舞蹈、合唱、猖唱等节目，部队官兵为我们表演队列队形，还为我们表演口琴独奏、合唱、独唱等节目，赢得现场的村民及我们阵阵掌声。
活动最后，驻军首长给父亲和他的同事赠送一本高档笔记本。后来我在扉页上看到写着这样一行字：纪念全国第一个教师节，赠送给拉务小学辛勤的园丁！
当父亲把这个珍贵的笔记本送到娘手上，娘脸上绽开了花，让父亲反复描述当天活动的热闹景象，她不厌其烦听了一遍又一遍。我想娘那会一定在想，她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父亲得到的荣誉，也是她的无上荣光，尽管娘不识字，但娘不糊涂，她心里明朗着。
后来，父亲换了好几所学校，但父亲一直在苗寨乡村的学校教书，娘也一辈子跟着父亲转碾在我们苗寨的乡村学校里。
我快中学毕业时，在报考中专选拔赛时入围了，在要填报中专专业时，娘跟父亲说，希望我报考师范专业（我们中学毕业时报考中专有农林水、医药卫生、师范、工商财四个类别专业）。
或许是受父亲的影响，或许是看到的期许，父亲一直是我崇拜的偶像，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师范专业。在中学毕业会考时，我以600多分的成绩成功上岸，如愿成了一名师范生，也是全乡唯一一个考上中专的苗寨孩子。
三年中师生活，我努力学习，不断拓展自己的结构，老师们给我们说，一个中师生，要博学，什么都要会，琴棋书画，吹打弹唱，既要会写，也要会讲，还要讲得明白，把很难的知识讲得浅显易懂，让孩子都要听懂，这是一个老师必须具备的本事和能力。
那会，才明白，父亲为什么上课要备课，为什么他的课我们容易理解，容易接受，这里面的功夫真是“功夫在诗外”。娘说，这跟做农活一个样，看似简单的动作，怎么告诉人家怎么做才是把农活做到位，做得好，才会让庄稼长得更好，是一个理。
“三尺讲台，三寸舌，三寸笔，三千桃李；十年树木，十载风，十载雨，十万栋梁。”这句话的意思是：老师整天站在三尺讲台之上，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拿着小小的粉笔传道授业解惑，致力于培养大量优秀的人才。当我跟父亲一样站在苗寨的三尺讲台后，似乎对这句才有了透彻一些的理解。
三十年后，父亲走了。女儿却接过我和父亲的接力棒，也成了一名乡村教师，把国家教育部授予父亲“三十从事乡村教育”烛光奖延续了下来。
“爸爸，我分到苗寨的一个镇上学校里……”今年8月28日，临近中午时分，正在单位办公室里忙着修改材料的我，接到女儿的电话。女儿在电话高兴地告诉我，今年教育局新教师分配结果出来了，她同另外三位今年刚师范毕业的同学，一起分配到一个乡镇学校里。
刚刚二十岁的女儿，走出了校园，又走进了校园。她的身份，从学生转换成了老师。我们家，从父亲到我，再到女儿，三代从教，三代都扎根在苗乡乡村的教育事业里。不是说我们有多伟大，我们家三代人只是热爱这份工作，这份事业。
往日情景再浮现，藕虽断了丝还连。薪火相传，赓续前行，我和女儿没有辜负父亲和娘的期望，坚守苗家山寨的乡村教育事业。娘，从此成了永远的“师娘”，娘是高兴的，我想，这是她晚年一件幸福的事。我想，父亲也是高兴的的。家祭无忘告乃翁，今年过年扫墓时，我将这一些告诉父亲，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让父亲可以含笑九泉。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