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活真没有哪件是轻省的。
最经典的例子要数我邻居大娘教育她二儿子的故事了，这事在《福老太》中已经叙述过：她儿子上到高二突然闹退学。大娘二话不说拉着儿子下地干活。干的啥活啊？翻红薯秧子。当时日头子正毒——翻秧子就得趁大晴天，日头子毒正好免得秧子扎根影响产量——娘儿俩弯腰撅腚一垄垄地翻谁也不说话。干了没半天，二儿子捂着腰眼转头就回家。大娘问他干什么去。他儿子呲牙咧嘴说回学校……
“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干么咱干么。”老一辈的庄稼人都这么说。农活大多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耗体力：割麦打场，砍棒子秸（玉米秸，也叫玉米个子），秧红薯，刨红薯，切红薯片子，更不要说犁地翻耕，拉车上肥……你说哪一件轻省？哪件都不轻省。呲牙咧嘴腰酸胳膊疼是轻的，小孩子累哭饿哭是常事。
就说秧红薯吧。秧红薯要先炕芽子，炕芽子当然得先造炕，炕分火炕和冷炕。造火炕既需要技术又耗费劳力，挖巷道，架炕床，立烟囱，留风口包括控温度……能干这活的人在队里的地位和赶大车的差不多尊贵：人物头子老把式，走路带风落地砸坑都有响！火炕虽费事可它最大的好处是出苗快而多还能抢农时——千万别小看早这三五天，自己队里红薯秧完了剩下的芽子可以上集换钱，一百棵芽子扎一把，换不少钱呢。
印象中生产队时大多用火炕，后来包产到户生产队只剩下个名儿，那一排排的火炕也随之消失，人们图省事大都变成了冷炕，只有一两家还坚持用火炕炕芽子，不用说一定是队里的“老把式”。尽管老把式眼角子仰上了天，可冷炕太多了，孤零零的火炕再也骄傲不起来反倒流露被淘汰的落寞。
整好炕，队里抽一些精干劳力去半山坡的井子里取红薯种。我一直纳闷红薯井子为啥非要建在半山坡，离村那么远，藏好红薯后还把井口封得那么严实。不要说下井取红薯，开井口那些仪式都带几分神秘气息，队长肯定提前安排人带了香，听说讲究的还会放挂炮仗。放了响奉上香，队长和几位上了年纪的站在井口念念有词。然后才刨了泥挪开磨盘一样的井口石，绳子吊着罐头瓶，瓶里放着点亮的小油灯缓缓地放到井底，又是一阵子念念有词。
我曾问父亲他们念叨的是什么，又为什么吊着油灯放到井子底儿。父亲也说不清楚，大意是怕冲撞了什么，念叨是祈求井底的灵物躲一躲……
父亲的话我半懂不懂，内心里却隐隐萌生了某种敬畏，就像我敬畏山神河神树神，凡是陌生的地方似乎都有值得敬畏的东西。
那时候家家几乎也都挖有红薯井子，但不在半山坡而是在自家院子里。农时的井子不算深，冬天除了窖红薯，有时也把白菜萝卜一类的东西放在井子里。我去井子拿红薯的时候曾遇到过蛤蟆，跳在我手电筒里的影子吓得我一惊，不由地学着大人那样念念有词。爹娘笑话我胆儿小，说井子底下暖和，有蛤蟆跳出来很正常，没啥子怕的。
秧红薯之前先要起垄子（当地土话叫“扒红薯辈子”或“起席子”），即从平整的土地上翻起一道一道的高垄然后在垄上秧红薯。起垄只能用铁锨翻土，培成半尺左右高的垄。我曾经跟着老爹干过一两回，手磨出血泡不说，那泡磨破后再持铁锨把翻土，整个手便酸疼得钻心，老爹他们的手早有了厚厚的茧子不怕磨，所以他们根本不会疼惜人，只淡淡地说：“庄稼人没有吃不了的苦，没有遭不了的罪，忍忍便是……”
秧红薯如果赶不上下雨天，那就得拉水或担水。我村的红薯地都在半山坡，南山、东南山、东山头都是常年秧地瓜的山坡地——因为水浇田人们舍不得秧红薯，只有浇不到水的山坡地才秧这命贱命硬的东西。
每天早上醒来，耳朵里往往都是滚雷般的声音，那是地排车拉着水桶去村口小河里灌水的声响。我默默地吃饭，也自觉地高挽起裤腿，放下碗筷跟着大人去灌水——去炕上拔红薯芽子这样的活一般不用小孩干，怕我们败坏芽子或者拔起红薯母子，但拉着地排车去灌水是少不的。
那时灌水都用地排车，地排车上拉着一只感觉是用来装汽油的大铁桶装水，灌桶是从河里打水，提着桶一桶一桶高高举起，把水灌在铁桶里，有时为了省事，我们会一起装三四车，忙的时候往往关系近的几家轮流帮忙，这桶装满了，浑身上下都是水，脸上身上是汗，衣服上鞋上是水和泥。
灌水简直就是一场激烈的战斗。秧红薯时水稀罕，能放下地排车灌水的地方并不多，所以得去抢位置或排号。轮到自家了三四个人一起干，一人站桥头从河里打水，一人站旁边递空桶然后把打上来的水桶提到车子上，再有一人站在车子水桶口往里灌。几车水灌满，所有的人都弄一身汗一身泥气喘吁吁。
往半山坡拉水更不消说了，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山坡路陡坡缓坡一个挨着一个，看得让人心里发怵腿发虚。有牲口的人家还好能用牲口拉，没有牲口的便只能用人力。你只能深弯着腰，吃力地前弓起身子一步一步往前挣，越是陡坡越不能休息，稍一松劲车就往后退，往往拉到地头的时候，人们从车套里钻出来一腚坐在地边上，大口大口地喘粗气。
刨坑，撒苗，浇水，等到坑里的水消了，人们便把秧苗摁在湿泥里，双手把那坑湿泥兜起包住红薯芽子，摁实然后再覆上一层干土，我初学秧红薯的时候经常挨骂，原因不是没湿泥没兜住芽子就是干土压得不实，爹娘说弄不实在往往是白出力，秧苗活不了还得再补一次。
因为地排车很难拉到地里，所以挑水就要用扁担到地头去挑，一趟一趟走下来，肩膀被扁担压得通红，一碰便火辣辣地疼，刨坑是个技术活，疏密深浅都不是我这种小孩子能掌握准的，所以我除了挑水便是撒苗——因为我有妹妹，撒苗这样的轻省活很少轮到我，我只能挑水、浇水，学着大人的模样撅着屁股一棵一棵地摁红薯芽子……
我常常是一边摁着芽子一边看还有多少没干完。腿沉，腰酸，手和肩膀被磨得像盐腌渍着的肉，可仍然看不到地头，那包里的芽子似乎没消多少，我便一次次地挺直身子看天看云看地头，心里骂天骂地骂那不见少的芽子骂太阳怎么还不落山。站的时间稍微一长，爹娘便扯着嗓子吼了过来：“呆愣着干啥，挑水去！”
于是便盼望上学。可那时候学校特别差劲，过麦的时候放麦假，割麦打场拾麦穗什么活都没落下；过秋要放秋假，你想呆在学校偷点懒都没有借口。于是便只能盼着长大，那时想着即使长大了还得干活，至少那肩膀、手和腰更结实，不再像现在这样酸得散架吧。
我的手终于没能磨出茧子，因为快成茧子的时候开学了，我们又背上书包坐在教室里，直到下一个假期，割麦砍棒子秸，再磨出一手血泡，一年大约得有三四次……
后来离家工作了，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对于农活更多停留在记忆里。
前几天回家，爹娘扯闲呱时说到那时秧红薯的事，还笑话我累得耍赖坐在地上哭的样子。
只是现在山坡也变成了水浇地，人们不再秧红薯了，所以这些便永远封存在生命的记忆里，即使今天写出来，也不知能不能激起同代人的共鸣，激起对陈年往事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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