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做戏的文明

读书：做戏的文明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做戏的文明》是一部社会学巨作，作者是一位深刻犀利的社会观察者，他以丰富的阅历和深刻的思考力以及敏锐的洞察力，揭露了当今世界文化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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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做戏的文明》，由著名学者、翻译家赵德明先生翻译成中文。这部内涵丰富的思想文本，旨在指出当今的世界文化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书中举出了大量的事实反证了“人性化”的世界。

那么，做戏的文明是什么意思呢？即当今媒体天地里的文化平庸化、浅薄化、娱乐化，以及无端地空耗全球性的文化激情，以嬉皮士的文化消遣的文明，文化之上意外的反向：高雅文化的深刻思想式微与复杂密码的曲高和寡现象。也就是说，社会生活的全部表现的文化日趋肤浅，而当文化思想变成了一个大杂烩时，就不可避免地仅仅被理解为一种空壳的文化。身陷其中的我们所体会到的语境，也必然被卷入这样的漩涡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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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加斯·略萨认为，文化的失落是整个世界的，而非某个国家。“失去了个性，变成了群体性，不知不觉回归到原始魔幻和部落的时代。”群体化和轻浮，让理性无法复归。

比如大家热爱的足球，是一个宣泄非理性的场所，也是个人对“部落本性”的回归。场上场下皆是个人狂热与释放非理性的本能和冲动，在这个“场域”里，人人都放弃了文明修养，比赛过程如同原始的角斗一般。

这是群体化现象的表现，一旦离开这样的“场域”成为个体，人的非理性就会收敛，成为“做戏”中的一个。“做戏”让世俗狂欢压倒了宗教浸润，作为文化生活的原动力的思想，开始走入贫困化和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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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加斯·略萨从艺术本体方面加以比较分析：

1.电影。这种主流与支流并存的艺术，给了导演极大的想像空间。“机器压倒了智慧，影像压倒了思想，幽默压倒了严肃，肤浅压倒了深刻，轻浮压倒了认真。”如此，当代电影界已不能产生像英格玛·伯格曼、卢奇诺·维斯康蒂、路易斯·布努埃尔那样的大导演了。在“做戏”中，特技和电脑技术成为主角，消解了人本对于自身艺术本体的开掘。还有，它谋求少动脑筋，渴望无忧虑，从而进入到一个“图像卫生间”的命运之中。

2.美术。时代让画家们变得“坏透了”。他们嘲弄传统，讥笑古老艺术，而去认定一些明骗暗欺的非艺术的东西。比如马塞尔·杜尚，只要艺术家认定了厕所或马桶也是艺术品，就大肆鼓吹。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让观者产生动怒的功效。而观者一旦动怒，就说明了此为“艺术效果”，他们从不关心偏离艺术本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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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音乐。与马塞尔·杜尚一样的荒谬的还有现代音乐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无音乐”。被称为现代音乐领袖的约翰·凯奇“演奏”的《433》。在这个 所谓的“曲子”里，钢琴家面对钢琴坐下来，在4分33秒中不碰琴键，任凭全场听众发出对他的指责、咒骂和嘘声，他和一些音乐理论家们，在“诠释”这样的音乐时认为：作品的内容，就是听众当时发出的杂乱愤怒的声音！他们的目的是“要消除人们对美音和噪音的偏见”。毫无疑问，他们用这种极端的荒谬行为做到了让人心理产生了“愤怒的效果”。

4.政治。有关政治的做戏屡见不鲜时时存在。巴尔加斯·略萨例举了一部中世纪小说《骑士蒂朗》中的故事，纪廉的妻子给自己刚刚出生的儿子一记耳光，为的是让他为远行耶路撒冷的父亲哭泣。而在今天看来，这纯粹是在胡闹，而且令人发指。难道只有婴儿的哭泣，才纯是悲情乎？一切都是为了表象服务而已，就是“做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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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性爱。现代社会似乎正逐渐摆脱宗教禁区，轻浮的性交之后，更是孤独和失落，文艺批评与高雅文化消失的同时，也让性交成为艺术，面对神坛习俗，色情即是颠覆。而私密性的交媾一旦曝光，就会成为大众式的狂欢，也就无神秘可言。大众狂欢让此种性爱更具有娱乐性质。人们从此不再从书中寻找那些虚构的描写，而是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网络图片与视频，已然成了众人狂欢和批判的重要“艺术”阵地。

6.新闻。变成了娱乐工具是这个时代的特色。不管大小民音还是官媒，都心照不宣地进行着这样的能带来利益的娱乐。哪怕是对政界之公众人物，也离不开一个大众娱乐方向。因为媒体要生存，虽然他们无数次标谤自己如何正统，但暗地里还是要吸引众人的感官兴奋。“只要媒体想活下来，不被赶出市场就不得不重视大众的这一饥饿感。”从前的所谓的思想性与艺术表现，则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了。

7.灾难。战争或自然之灾难成为人们愉快的本身就是畸形的心理或非人性的。尤其灾难中的性虐或变态情节或有争议的事情等等，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以各种形式“戏说”灾难，成为艺术家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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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艺术家没有了道德，起哄者没有了心灵。人们的内心在日复一日的焦燥中被众人的“戏说”瓦解。让一种非常严肃话题成为广义化欺骗。把短暂的娱乐变成了人生的最高愿望，毫无顾忌蔑视人本的神圣，也许正是这个世界文明荒谬透顶的“变异”的根本。按照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一个骗子总会比一个绝对正直的人更会让受骗者开心。”想想这话，蕴藏着多么耐人寻味的道理。

赵德明先生则用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的作品《失明症漫记》来回答了这个问题。小说描述的是一个小城镇里，失明症像瘟疫一样蔓延，对这些患失明症的人是否该拯救他们，成为了作家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失明”是时代的隐喻，没有立场，更没有观点，一团黑，这也是社会病症，它拷问着知识分子的人文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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