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时期，人们奇怪地蜷缩在哲学史中，我们刚刚知道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就象年轻的猎狗一样奔向一种比中世纪还要糟糕的经院哲学。幸运的是有了萨特，他是我们的外在，他真是后院里吹出的一股清风。—— 吉尔·德勒兹
2005年4月11日 北京昆玉河畔
原载中国现象学网
（一）
我第一次知道萨特大约三十年前。那时我还年轻，在外语学校教法文。当时法语组聘请了一位法国外教，是随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的先生来京的。由于许多说不清楚的原因，我和这位外教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她是学哲学出身，喜欢和我讲一些法国思想界的事情和看法，而且常常把她喜欢的书报带给我看。因此，我这个曾经在法国“读过书”的“法文教师”才知道了“萨特”，“加缪”，“阿隆”，知道了，《厌恶》，《局外人》。后来，又由于许多偶然的原因，我离开工作8年的外语学校，来到自幼向往而又总不得入的北京大学。不过不是到我向往的中文系，而是到了外国哲学研究所。开始了我的法国哲学的旅行。而这次旅行的起点就是萨特。
多年以后，我常常会想起这个起点。“选择”萨特为开始，是偶然？还是必然？我想可能两者都是。说偶然，是因为我刚好是学法语出身，哲学所德国哲学专家，海德格尔弟子熊伟老先生希望有一个搞法国存在主义的年轻人，而说来惭愧，我可能当时也就知道萨特等有数的几个法国当代哲学家的名字；说必然，是因为我和我这一代以及比我年轻或年长的前后读书人，特殊的历史经历使我们在动荡结束后产生了共同的渴望：那就是要学习“新的东西”，要“改变”。1970年代末，西方的许多文学和哲学、社会科学陆续译介到中国，正符合了这种渴望。记得我最先读的是萨特的《厌恶》，还是中文版，即1960年代内部发行的郑永慧先生翻译的版本（我没有象有些同行那样，在60年代就读过这个译本。比如我的同事、现象学和中西哲学比较专家张祥龙先生在wg期间就读过《厌恶》，发出了“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的感叹）。这是我第一次读这样的文学作品，我受到的震动可想而知。实际上，这部完成于萨特哲学思想形成阶段的奇特的“小说”，几乎囊括了萨特最重要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的所有论题，萨特一生都苦苦探索人的奥秘，探索人和外部世界的真实关系，他把纯粹的“我思”引向具体，揭示了一个无可救药的荒谬世界，揭示了不可消除的偶然性和内在与外在遭遇必然产生的“厌恶”（或译恶心）感受。主人公洛根丁的精神经历，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深深触动了一代彷徨、悲观的法国人。萨特通过洛根丁这个并非英雄的普通人的遭遇，告诉人们面对不可改变的“自在的世界”，厌恶感是一种觉悟的意识，虽然外部让我们绝望，我们却可以在超越的行动中找到希望。这样一种描述，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作家、后来和萨特分道扬镳的加缪所说可以视作“一种非凡的强烈精神的第一声召唤。”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法国人是这样，对二十多年后走出红色信仰神话的中国人亦是这样。我还读过萨特的一些剧作，其实，萨特的剧作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是最出色也是最有影响的。我最受感动的是《苍蝇》，不仅仅因为它的情节，而且因为剧中人物那充满自由激情和超越冲动的语言，那把人的存在和责任推向极端的逻辑。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二）
带着这种强烈的感受，甚至带着从中找到解决人生道路上遇到的问题和困惑的希望，开始接触、探讨萨特及其存在主义思想。我是一个“迟到”的“学生”，一切都晚了一拍，而这一拍的绵延是整整10年！我当时真是一个没有任何哲学训练背景的“老学生”，只能从翻译开始。1980年代初，我到武汉开会，遇到了法语界前辈、法国诗歌研究专家叶汝琏先生，他非常热情地介绍我与从事法国哲学研究多年的老先生陈修斋认识，陈先生把公子陈宣良的《存在与虚无》中译稿交给我，希望我整理、校订，然后联系出版社出版。译稿主要是陈宣良完成，罗国祥和何建南两位先生也参与部分翻译。我同意参加的主要原因就是希望能对萨特感兴趣的人提供了解萨特思想的真实依据，看萨特如何说的，而不是别人如何说萨特的。回北京后，我和宣良联系上，开始译稿的审校和誊抄。宣良是哲学出身，法语是自学的。所以有趣的是，擅长思辩领悟的他在翻译那些理论性、逻辑性很强的段落时得心应手，错误较少，而且一些“妙想”会时而突现。但对于那些有关具体事例、日常叙事的段落的处理，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的工作始终配合默契，每隔一段时间，我就骑车到人大，把看过的稿子带给宣良，交换意见，由他再修改誊抄。这是一段难忘的合作，如果加上宣良他们翻译的两年，整个过程共计6年之久。198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收入《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丛书。10年之后又出了修订版，此时我们很多人随着世事沧桑的变化，对萨特的思想有了更加冷静和平和的理解。如今，宣良远赴他乡已十载有六，有时在巴黎会见到他。言谈之中，我能感到他对“《存在与虚无》的中国时间”的怀念，对在法国而不能继续他所热爱的法国哲学翻译研究的遗憾。
还有一件事应该在这里提一下：我在看改译稿时，参考过徐懋庸（1910-1977）发表在《存在主义哲学》（1963年商务印书馆内部发行）的《存在与虚无》的导言和结论部分的译稿。他的译文清楚、流畅，有的地方很传神，比如他把“hanter”（纠缠）译作“出没”，我们就非常欣赏。徐懋庸在1940年代曾经与我父亲共事，是熟稔但也有过争论的朋友。在看改译稿期间，我曾经拜访过徐夫人王韦阿姨，她热情地把她保留的唯一一本徐译《辨证理性批判》（第一卷第一部分）送给我，记得她一再说：“要是你徐叔叔还在该多好，你们可以一起翻译萨特”。徐叔叔当年和陆达成曾经约定要继续未完成的萨特翻译，并且已经着手进行。但译事始终和才华横溢的徐叔叔的人生经历一样曲折、艰难，最终无果。后来，我多年没有再见到过王韦阿姨。再见就到了2000年，我母亲弥留之时，王韦阿姨艰难地拖着病腿来到病床前，用颤抖的声音呼叫母亲的名字，并且俯身在母亲耳边不停地重复一句话：“徐懋庸的全集出来了！”几天后，她又拖着病腿蹒跚着参加母亲的追悼会，她紧紧抓住我们子女的手，泪如雨下。
（三）
萨特是一位哲学家，不过，他的最大成功，不是他的哲学理论，不是他要把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论结合起来的体系构建，哲学家的萨特的“贡献”在他的哲学之外。他把哲学置于哲学本身之外，置于大街、咖啡馆、而不是大学之中；置于人民的历史、而不是永恒的教诲之中；置于社会政治、而不是个体意识的秘密之中；置于小说和戏剧、而不是枯燥的专家的论著之中；置于介入的报刊、而不是清谈的沙龙之中。《笛卡尔街》（国际哲学学院主办的杂志）杂志的萨特专辑《萨特反萨特》(2005年1月)的前言中特别指出：“萨特为每个人开启了哲学的权利，在1950年到1970年间的许多年轻人——在世界各地并且在不同的领域——都获取了这种权利”。也就是说，萨特要把哲学“移情”于民众，使之趋向“具体”。所以，就是萨特在1943年 —— 战争发生根本转折时期 ——发表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也往往被人视作与现实紧密联系的“反附敌宣言”，“自由本体论”。难怪《存在与虚无》一问世就受到法国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德桑第（1914- ）和梅洛 庞蒂等众多知识分子的热切关注。萨特在书中主张的是一种“不”的哲学，否定的哲学，这种哲学号召人在自由选择的行动中不断创造自己的存在，承担自由的重负，否定只此一次的存在，摆脱既定的一切。在人性灭绝的杀戮之后，在奥斯维辛的噩梦之后，在不堪回首的浩劫之后，这样的呼唤不但得到许多同代知识分子的回应，而且还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阶层的人群中，产生了广泛共鸣。虽然很可能他们没有真正读过萨特艰深的哲学论著。也许正因如此，萨特当时的声名要超过那些在哲学、文学等某一单方面都远远高于他的同代人（比如加缪，比如阿隆、梅洛 庞蒂。）最早把海德格尔译介到法国来的法国哲学家科耶雷，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次接触海德格尔时惊叹道：“早期的海德格尔敢于在战后把哲学从天上带回到地上，向我们讲述我们自己。他是第一个有勇气从哲学角度向我们谈论诸如‘存在’和‘死亡’，‘存在’与‘虚无’那样简单事物的人。他第一次以一种清新缓和、无以伦比的勇气，以真正的解放和解构的纯化提出了哲学道路上永久的双重问题：我的问题和存在的问题：我是谁？何谓存在？这是何等的解放！何等的革命啊！”借用这段话说萨特，应该也是非常恰当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维也纳学派成员，石里克的学生，著名中国分析哲学家洪谦教授生前会对不同人表示，他认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有四位：前三位都是科学、分析哲学家：罗素，维特根斯坦，爱因斯坦；最后一位是萨特。我就不止一次听他说过此意，并且在许多场合都说过，他是尊敬萨特的人格和精神的，就如他不喜欢康德，但他却极度崇仰康德的伦理学，特别是“把人当作目的”的那条道德律。洪谦先生注重逻辑和实证，但他内心的最深处却蕴涵着深深的人文关怀。他的“执着”，他的“傲骨”，连同他对我译介萨特的可贵支持和鼓励，时时会让我在他仙逝多年之后，仍然感到心灵的温暖。
（四）
谈到萨特，总会引出知识分子的话题。人们说“知识分子”有几种类型：普遍知识分子，专业知识分子，批判知识分子，局外知识分子之云。批判知识分子代表布尔迪厄说，萨特代表的是“整体知识分子”，即“普遍和革命的知识分子”。萨特本人坚持认为知识分子应具有双重使命：不懈地批评在位的权力，但同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行动。这种普遍知识分子，就是萨特所主张的“介入”的知识分子。他认为，伟大作家的本质就是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萨特积极介入参加各种斗争活动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反对斯大林主义，为无论什么地方的被压迫者辩护。他由衷相信外部的一切，人的一切，都与他息息相关。他可能是法国二十世纪知识分子中参加游行、集会、签名最多的一个。他忠实于他的自由理论，坚持自己的“否定”原则，这种把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意志推向极致的思想，肯定不会让所有人满意：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中国。随着存在主义风头的锐减，人的科学地位的迅速上升，随着世界的风云的急剧变化，萨特代表的“伟大的作家”，“纯粹的普遍的知识分子”，如福柯所说“已不复存在”，“知识分子的浪漫使命”不再享有优越的地位。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复“举足轻重”，而是日渐微弱；知识分子已经不可能把握整体世界，不可能再被视作民众的唯一启蒙者，绝对的思想导师。这些都使得萨特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不单单是“过气”，而且有“指责”。当然，作为忠实实践自己的“绝对自由”和“根本否定”哲学的思想家，萨特肯定会在复杂的现实和残酷的政治中遭遇难以解决的困难，会说出或做下与他的早期意愿和作品精神相违的错话或错事。德拉康帕涅就指出：1961年，萨特忘记他的“融合集团”同样也可能叫做“屠杀组织”，盲目支持弗朗兹 法农的“反殖民主义”暴力行为，导致萨特宣扬一种血腥、残暴的语言；10年后的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发生巴勒斯坦极端分子制造的恐怖事件，萨特同样对之采取支持支持的立场，这是萨特在政治上犯下的两个最严重的错误。这也是以萨特为代表的“普遍革命知识分子”的自由革命立场极端发展造成的后果。在今天这个“恐怖主义不仅仅变成民主、也变成人性的敌对原则的时代”，我们应对这种后果进行更加深刻的反思，对这种恐怖主义说“不”。
但是，事情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我想对于萨特的看法，对于他的思想的评价，甚至对他本人经历的感受，都是很复杂、很困难、很难说清的事情。在这个对真理的兴趣大大小于对意义的兴趣的时代，纪念萨特诞生百年和逝世25周年，我们不是为了要纪念一种揭示真理的思想，一个绝对正确的人物，而是要回顾这种思想，这个人物在我们的历史中所制造的“事件”、留给我们的思考、启迪和教诲，还有那与之联系的那么多的难忘的记忆。我还是要说，无论如何，萨特是值得纪念的人物，想到他，我们会心存感激：一如二战前后受创伤、迷惘的人们感激他的召唤，一如法国犹太人感激他的《论犹太人问题》，一如访问过中国的法国知名哲学家利科、马里翁、以及去年去世的德里达等感激他在精神上的重要影响。
的确，他被视作最后一位有勇气想用自己的思想和精神改变人的观念、改变人与世界的面貌的哲学家，当然他的追求并没有成功。但无论在什么时候，知识分子似乎都难以逃脱“责任”和“社会关怀”的“诱惑”，难以拒绝这种“勇气”。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还会常常想起萨特，想起他的《存在与虚无》的原因吧。
后记：在写这篇小文的日子里，得到同事和朋友王炜病重的消息。今天在结束文章时，有电话通告他在上午走了，享年57岁。我清楚地记得，他是《存在与虚无》一书的责编。我们多次骑车借他在北太平庄住处附近的街头冷饮座讨论译稿。其时其景，仿佛昨天。他的远行又为有关萨特的回忆加上了一段文字。匆匆补充几行，以示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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