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自行车的故事

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生的人。我的父亲是个做布匹生意的小商人，建国后，政府搞公私合营，他成为一名供销社职员，负责采购，在那个年代，供销社采购员是个肥差。我的母亲是个手艺、人品俱佳，远近闻名的裁剪师傅。不像每月拿呆工资的人，她赚的是活套钱。家中虽有七个孩子，日子过得并不窘迫，比起左邻右舍，算是个殷实之家。我在五男两女七个孩子中排行老六。我出生不久，我们的国家就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们的家庭收入也在缓慢增长，我吃的穿的用的比哥哥姐姐们要强不少。有父亲在供销社做采购员，近水楼台先得月，难买的“四大件”，我们家一应俱全。

说起“四大件”，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上世纪中叶出生的人都能说上来。它们分别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又被称为“三转一响”。那个年代，一个家庭能把这四样东西全都占全很不容易。若想占全，须得有两个条件，既要有钱，又要有路子。路子就是关系。六七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处于打基础的阶段，工业品匮乏，被称为四大件的“三转一响”属于工业品中的必备生活用品，需求量大，产量却很小，只是有钱没用，还得摸路子、找关系才能买到；有时也会出现有路子和关系的人手头没钱，买不起的情况。故而，那时的人家，“四大件”齐全并且能有多套的总是受人羡慕。正因为如此珍贵，在上个世纪中叶，“四大件”成为年轻人结婚时的必备用品。它们可以由男方家置办，也可以由女方作为陪嫁准备。女方经济条件好的“四大件”全陪，差的陪一两件，再差的，全归男方家置办。

我是八八初结的婚。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已有近十个年头，我们国家的家底开始厚实起来，城里人结婚拥有“四大件”，已经不成问题。我家“经济、路子”两全，不仅“四大件”齐全，牌子也都是名牌的，而且开始流行的“新四大件”（ 电视机、洗衣机、冰箱、录音机）也都办齐了。

在新老四大件中，最值得一说的便是自行车了。我清楚地记得，我结婚时，作为陪嫁，娘家为妻子准备了一辆上海凤凰牌二六型女式自行车。那辆车小巧、别致，外观看上去十分漂亮，我特别喜欢。我身高一米七四，个子不算高也不算矮，骑二六型女式车还凑合，骑上它外出的时候，我总是有一种快乐的感觉。现在想来，这种快感，既有骑上好车的舒适、满足，也含着些许自豪。

记得我学自行车时还不到十岁，也就七、八岁的样子。在此以前，我也曾偷偷骑过家中的自行车。说是骑，是为了叙述方便，那时，还没有二六型女式车，都是又土又笨的二八型男式车，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不要说骑，推着走都不容易。有好多回，我那小小的身子，被倒了的车子压倒在地上，事后，没少挨父母的训斥和哥哥姐姐们的嘲笑。

我正式学自行车的地点是在我念小学时的培红小学操场上。我们的小学原来的名字叫王营小学，再之前叫马王庙小学，有着近三百年的历史。由王营小学改成培红小学，显然跟时代有关。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老古董不吃香了，有的还被当作封资修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王营是地名，跟不上时代。“培红”是“培养红色接班人”的意思，比起“王营”这个土里土气的地名来，时尚而又响亮。就是在培红小学好操场上，我学会了骑自行车。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学骑自行车之路十分顺利。这可能跟我胆子大有关系。尽管如此，学骑过程中，摔跟斗是免不了的。

从十岁学会骑自行车，到我四十岁有了自己的小轿车，我骑了整整三十年的自行车。有了小车，又是做老板的，自行车此后几乎没碰过。大约五十岁左右，我买了辆山地自行车，想拿它来锻炼身体，可骑了没几次，便停了下来。从我的业余爱好来看，我更喜欢游泳和跑步。先是游了十几年泳，后来到了晚年，我又爱上长跑，成为一名业余马拉松选手，迷马、半马、全马都跑过。

与自行车有关、记忆最深刻的故事有四个。其中有两件与摔伤有关，一件与风雪有关，一件是我十五、六岁时，常常搞疲劳驾驶，骑着骑着就睡着了，竟然能够迷迷糊糊骑个三、五公里，没撞人，也没摔倒。至于我何时拥有属于自己的自行车，三十年驾龄中总共骑过多少辆自行车已经记不得了（少说也得有个七、八辆吧）。除了上面的四件事，与自行车有关还值得一说的是风华少年时，我常常和几个好友骑着自行车到马路上或者野外去兜风，有时，还会玩单手扶车把，双手不扶车把，坐在后座上骑，倒着骑，两个人一个扶车把一个坐在后面踩脚踏，甚至倒挂金钩骑等等特技表演。这个时候，骑自行车就不是代步了，变成一种娱乐活动。

接下来该说说我与自行车的四个故事了。骑车时骑睡着前面已经说过了，限于篇幅，就不细说了。

先重点说说在风雪中艰难地骑自行车这件事。

至今我还十分清晰地记得，那是我十八周岁的时候，作为知青插队下乡已有两年，两年间的流离颠沛让我身心疲惫，父母也为我的不明的前途焦急。刚好，我二姐插队下乡时的涟水李集人武部达部长和她处得不错，二姐找了达部长，想让他帮忙让我从李集去参军。达部长念老熟人的面子，同意帮忙。当时，我的户口在淮阴县小营左庄，为迁户口，我跑了几趟李集。每次我都骑自行车打来回。从我家到李集有四十多公里，得花两个多小时。有一次，回来的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雪，接着又刮起大风。开头雪下得不大，我还能顶着风往前骑。后来，雪越下越大，风也越刮越厉害，每踩一脚，都要使出吃奶的力气。可屋漏又逢连阴雨，离家还有一小半距离的时候，车子坏了。我捣鼓了一会，怎么也没有修好，只得推着走，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平时两个多小时的路程，那一天，我足足用了五个多小时。一到家，人像瘫了似的，委屈的眼泪也如断了线的珍珠，一个劲往下流。并且，我还说了许多抱怨之类的、满是负能量的话。如今，近五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发觉自己不只是幼稚，骨子里就不是一个优秀的人。至今，我都为自己当初的浅薄感到惭愧。但一想到自己如今进步到正能量比周边的人充足的地步，心中又升起几丝满足感。

下面轮到说两次严重的摔倒了。一次是在十五岁的时候，我母亲生病住在九七医院。九七医院是部队医院，医疗条件好。我有个表姐在国营淮海路菜场卖菜，九七医院的医生、护士和他们的家属常去买菜，一来二往，他们变成了熟人。表姐找了关系，让我母亲住进了九七医院。九七医院在清江市健康东路上，离我家不远，也就两公里左右，中间隔着道废黄河，上桥下桥都要经过一大截陡坡。那天，我母亲准备出院，姐姐让我先把脸盆带回家。我接受这个任务后，左手提着脸盆，右手扶着车笼头，一路欢快地往家骑。下坡的时候，我发现前面有个人横穿马路，忘了右手是管前刹的，下坡时车速快，用前刹急刹车容易摔倒。当时，我左手提着脸盆，本能地用右手猛地用力拉刹车，结果，刹得太急，车子一下翻倒在地，人和脸盆都猛地冲到前面。好在我年轻，除了脸盆摔坏了，人没有大碍。二姐和母亲后来知道了，心疼得要命。她们心疼得不是脸盆，而是我的人。好在我身上的皮肉伤没多久就好了，母亲和二姐才放下心来。

第二次摔伤比较重。那是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我当的是坦克兵，部队在天津蓟县盘山沟里。我们团的番号是52873，隶属北京军区装甲兵一师二团三营九连。坦克一师在朝鲜战场上能征善战，将美韩军队打得找不到北，从此威名远扬，一下子成为装甲兵中的王牌师。从新兵连集训完下连队后，我先当二炮手。后来由于我常闹胃病，身体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训练，连里研究决定，照顾我进了炊事班。炊事班有辆自行车，我常骑着他到营房外面去采购物资。我们营房坐落在盘山的一个山坡上。营房有两个门，东面的门上坡，往团部和县城都走这个门；西面的门下坡，坡子又陡又长，往村庄都走的是这个门。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晚饭后，天还没黑，夕阳和晚霞一齐为暗夜前的黄昏延长时间。我有个叫夏虎然的老乡在一营，我们好久未见。那天，吃完晚饭，我看时间充足，便向班长请了假，骑上那辆用于采买的自行车去看夏虎然。一营在我们西南面，走西门更近。我骑上车，兴高采烈地出了营房西门。车子驰出营门，很快就开始下坡。下坡的路上，战友们三三两两散着步，而我的车子却越跑越快，我怕撞上战友，赶紧拉刹车，却发现，刹车拉上去跟没拉似的，车子仍像猛虎一样向山下飞奔。我意识到刹车坏了，越发慌张。人一发慌，大脑就不做主。快要到山底的时候，左边出现一个圆圆的大水井。水井的檐口都是石头砌的，我一头栽倒在上面。散步的战友发现我摔倒，七手八脚把我抬到营卫生所。当时，我还没有完全失去知觉，但也不能说话。几个战友抬我时我都能感觉得到。到了卫生所，医生为我打了抢救针，包扎好头上的伤口，最后诊断我是轻微脑震荡，立即让救护车把我送到团卫生院。我在团卫生院住了一段时间院，因胃病加重，又转到师医院，前后用了一个月时间，错过了去内蒙古大草原拉练的机会，为此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我与自行车的故事到此说得差不多了。此时，我猛地感受到，自行车虽是个物件，但它和我们的时代紧密相连，更可以折射出我们生命中的一些深层次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