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勒在《性别麻烦》开篇中提出一个问题：作为女人是一种“自然事实”，还是一种“文化表演”？女性角色是社会赋予的，但也不能忽视男女差异的自然事实。
所谓的女权不是要求特权，不是置换男女两性之间压迫与被压迫的地位，也不是男女绝对平等或绝对对立，而是一种差异化社会性别平等。
一是福利制度的设置应鼓励女性经济独立，奠定性别平等的物质基础。鲁迅说:“一切女子。倘得不到和男人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
自人类产生以来，男女社会地位的变化都与生产力发展密切相关，女性只有从经济上独立才能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经济独立最关键的在于女性自身，我们应从制度上充分引导、支持女性经济独立。
福利制度的设置应充分考虑女性经济独立可能面临的风险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顾及劳动就业保障、财产权益保障、生育风险抵御、寿命等对女性的影响，激励女性经济独立。奠定了性别平等的物质基础，“中华田园女权主义者”就有能力承担责任和义务，女权主义的异化才能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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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推动性别平等意识纳入公共决策主流，赋予女性公共领域话语权。几千年来，男性掌握公共领域话语权，男权由心理优势发展为逻辑优势，并逐渐规范化，形成权威标准。
社会性别平等观念的树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只是女性群体的事情，需要全社会的长期共同努力。
一方面，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中，政府政策意识决定社会主流意识，应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政府决策的主流，推动性别平等意识主流化。
另一方面，赋予女性公共领域话语权，充分鼓励女性表达个人诉求，提供女性表达自身需要与解决问题的空间。重构一个“适合女性的、肯定自我的、两性平权的、尊重关系的”性别认同，促进女性处境发生建设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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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促进性别平等意识融入教育层面，培养社会性别平等观念。观念是一种认知的积淀，在性别平等观念培养方面，教育发挥关键作用，但我国存在基层教育“性别错位”和女性受教育程度偏低的现象。
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出现的女性多为母亲、妻子角色，彰显的多是父亲的强大影响力，而母亲在关系网络中呈现“集体无意识”。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中，“皮格马利翁效应”比较明显，在潜移默化中将“男强女弱”的思维方式注入到学生的认知观念。
“中华田园女权主义者”多为抵抗力差、辨别能力弱的女性，该群体教育程度偏低。因此，必须将思维拷问的触角延伸到基层教育层面，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培养性别平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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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女性应基于理性思考构建自我意识，从思想意识领域彻底觉醒。“中华田园女权”是一种精神上的清醒沉沦，是对女性解放的一种极大束缚。
女性解放不仅要经济独立，提高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意识领域彻底觉醒。女性自我意识构建应基于理性思考，抛弃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固化思维，克服“自卑”与“自负”并存的矛盾心理，对自我意识的构建既尊重共性又体现个性。
女性孕育生命的能力无可替代，应该受到尊敬和赞扬，这是共性；不同女性自我发展选择不同，应该得到尊重和支持，这是个性。
此外，应注重女性自我意识构建时的心理辅导，引导女性理性思考，正确看待和界定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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