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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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读到对于环境刺激有4种常见的应对方式。
目标导向、调整性思维、我向思维和躯体性转变。
政治分析部分地涉及到发现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方式采取行动的问题。一定形势下的行动，可以通过注意卷入这次行动的人们过去在类似情形下是如何反应的和取得过什么样的成功来部分地进行预测。
政治家的行为既是他们自身行为模式的延续，也关涉群体的利益。也许我们倾向于假设政治家在关涉群体的利益时，冷静理性，能够作出兼顾目前与长远未来的决策，但很明显事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2
群体面对利益分化出4种主要应对类型，这是拉斯韦尔继昨天的区分之后，又一区分行为模式的方式。
这四种方式分别是：私人内化行动、私人外化行动、社会内化行动、社会外化行动。
私人的内化与外化昨天已经关涉。
拉斯韦尔与阿尔蒙德研究了芝加哥失业人员，试图判断什么人怎样对失业的困难作出反应。
抗议高失业率
在和公共救济行政管理人员接触时，会采取极端攻击性行动的通常情况下，很少在经济萧条之前参加过各种组织，他们变换工作更为频繁，接受的救济次数更多，而且会殴打他人，抛弃妻子。
西安反日游行中采取暴力的，从某种程度上说都属于心态扭曲的人格。
他们自我陶醉到了如此狂热的程度，以至于他们拿不出更多的爱来给予有组织活动。他们对自己的感情冲动不能控制，以致经常和同伴们发生冲突。
这种极端攻击性行为，是有组织抗议的一种替代方法。
极端顺从听话同样也是有组织抗议的一种替代行动。
顺从者在经济萧条前，曾经有过组织联系的是极少数。他们很少有过违反纪律或习俗的行为，他们在工作中保持谦逊的态度。
两种极端行为方式，都预示着这两类人，非到万不得已大概都不会参与有组织的抗议活动。最有可能用集体方式来坚持自己主张的是那些曾经做过工会兄弟会，以及其他类似协会会员的人们。
这样的研究成果有什么意义呢？
拉斯韦尔认为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组织的领导人是由一些比社会党领导的组织的领导人曾有过更多的在感情冲动方面违法行为的人所组成。 这或许与政党的暴力程度有关。
3
广大群众及社会充分活跃或充分激进到足以把他们自己和特定的表达方式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程度。 通过《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我们看到了强行把人民划分为若干成分或者扣帽子将会带来多么大的人为灾难。
对大多数事件，我们当然都会有一定的看法，但是如果把我们的看法与我们的价值观一定要捆绑在一起，这就是个灾难。大多数人在表达的时候，并没有那么深思熟虑。
尽管进行了几代人的无产阶级的鼓动和组织工作，纳粹德国时期以前的无产阶级组织对可以称作无产阶级的群众的控制能力是微不足道的，在4000万无产者中，只有2.5%，可以算作无产阶级政党的正式党员。
这句话是摇摆群众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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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分析类别在研究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特别在研究现代国家体系中，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也是适用的。
即群体与群体之间也会产生最开始设定的4种刺激反射行为。战败引起领导人的自杀，典型如日本。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杀自己的家人后上吊煤山。都是极端的我向行为。
有些文化通过文化继承人的自我毁灭，把他们的行为内化到如此极端的程度，已致使这种文化迅速走向灭亡。
那些受到侮辱的文化人，选择了自戕，文化多大的消亡！万恶的文化大革命。
一个社会遇到来自他者的挑战，还会采取哪些行为，明天分晓。或者你可以翻开《政治学》第144页。
打完，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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