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倡变法，提倡持久的改革。在当时的中国，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必须以积极的姿态代替消极的方式争取和平，无所作为只能是坐以待毙。他主张改革科技，改革陆军和水军，主张中国要富强，现代化是必由之路，他认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加强海防建设，创建海军舰队，经营北洋水师，改组轮船招商局，兴办矿业，发展邮政及电信事业，修建铁路，创办机器制布局，争取利权。在学习外国上，李鸿章不仅是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而且他还身体力行，亲自实践，对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史无前例的贡献
在外交上，李鸿章与毕秘鲁政府签署《中壁条约》，保护华工在秘的利益。与英国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保护了我们的经济利益，创下了一个弱国杀害外国人后，还能够定出一个一定程度上有所抵制的条约。这使李鸿章一跃而成为名震世界外交能手。中法马尾战役以后签订《中法新约》，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人首次在对外条约中没有割地赔款的条约。在他的力主下，中国开始派遣驻外使节，开始了用现代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先河。
但是，中日甲午海战，却使李鸿章大受打击，他一手创建的北洋水师在这次海战中彻底完蛋，他自己先是因为战败而被处分降职，后又被派去日本进行谈判，签订《马关条约》，不仅被刺受伤，还落了个“卖国贼”的称号。对此，梁启超却称赞李鸿章，“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那是因为他深知，中日战败的主要责任是朝廷而非李鸿章，相反，在战事激烈之时，只有李鸿章一个在独撑大局，而战后签署条约，李鸿章在战败情况下能签订那样的条约，也是用尽了所有的智慧和努力了。
出使西国可以说是李鸿章外交史上的辉煌。1896年他代表清廷出使西方各国，先去俄罗斯参加俄皇的加冕大典，又到德国与卑斯麦论政，然后一路去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一路走来得到了各国的隆重接待。而他的风度与见识也赢得了西方各大媒体交相赞誉。在这次巡游之中，他清晰的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区别，他说“孔子之道与基督之道，大略相同。唯一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则’己所欲者，必施于人’。”
结束访问回到中国，七十几岁的高龄的李鸿章入职总理衙门，对康梁变法再寄希望，无奈乱世擎天力所不及，变法失败，义和团动乱，清廷欲借义和团之力驱逐洋人。但却惹下弥天大祸，八国联军入侵。当局势不可控时，被贬两广的他又被急电召回北京，最终签署《辛丑条约》。虽然他在谈判时，巧妙地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疑质疑，尽可能把中国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但是，他还是无可避免的成了替罪羔羊，背上了“卖国贼”的千古骂名。
79岁时，这位曾以一己之力力擎大局的肱骨大臣含恨而逝，临终之时当被问及家事时，他不作声，当被问及国事时流下眼泪。读到这儿，无端悲从中来。
千秋功过，谁与评说？
李鸿章一死犹如擎天柱倒，清廷再无依靠。回顾其一生，镇压太平天国，剿灭捻军，兴办洋务，建立海军，参与签订了几个条约，究竟是功大于过还是功过相抵，过大于功？在了解了当时国情之后，断不能简单以“卖国贼”而评价之。
因为，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把他放在当时当地的环境里，以当时的思想和标准衡量。李鸿章时的中国积贫积弱，科技不兴，实力不强，打又打不过人家，谈又没有谈的资格和底气，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主张韬光养晦，发展壮大实力不失为明智之举。只可惜，这一切又不是他一人能决定得了的。
更何况，我们不能以今日之知识要求彼时之古人。在我看来，在当时当地，李鸿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已经竭尽全力做到最好，可以当之无愧被称之国之肱骨，人中龙凤了！而这样的一个人物百年来却始终背负骂名。
哀哉，叹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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