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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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小结)

        秦朝开始中原政权依托地形修筑长城，并用新筑的县城防御体系增强长城防御体系的可靠性和持久性，大大提高了长城及其周边防御体系的防御能力。但是长城作为单一的防线，无法长久地阻挡北方少数民族的骚扰和南侵。因此长城必须依托于军镇，构成统一的防御体系，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当时明朝对于边墙的修筑并不热心，70年里只有明成祖时期小规模修过一次城墙。大城堡太大，小城堡太小，中间没有墩台、关隘和边墙等军事纽扣连接，是当时宣府镇存在的一个很大隐患。在土木堡之战之前明朝根本没有连成一体、长度可观的边墙，当时构成长城军事体系的墩台、关隘和边墙无法有效互补。宣府镇就在这种基本无有效墩台、基本无坚固关隘、基本无一体边墙的三无状态下迎来了土木堡之战的巨变。

‌        明军土木堡之战的战败原因，第一是明英宗和王振好大喜功，不顾群臣反对，准备不足匆忙行军，以至于明军一路粮草不足，军心不稳。第二瓦剌此次的南侵行动超过了宣府镇当时军事设施的最大承受能力，致使宣府镇上北路和东路全部沦入敌手。最后明军指挥层过于天真，缺乏冷静正确的判断，轻信瓦剌的议和，使得全军越过军事工事，最终溃败。总的说来，土木堡之战的战败，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镇的责任，还应归因于时局的变化，国家力量的此涨彼伏，以及时代的局限性和宣府镇的建设情况。

‌      古代打仗，兵不厌诈啊，看着明朝各大将领誓死捍卫国土，真是热血沸腾。于谦被认命为兵部尚书是土木堡之变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明帝国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开始。最终使得北京保卫战以明军固守城池，主动击退并大败瓦剌军结束。土木堡的战败，终于使明朝统治者意识到北方防线已无法满足当时的边防需要，在教训之后，宣府镇乃至整个九边地区都开始大规模修筑军事建筑，时间跨度一百余年。长城军事体制的完成极大地改善了明帝国的边防形势。明代的边防环境，在长城体系初步完善以后，有了非常明显的好转。其结果有粮价低，百姓愿意居住边塞，军士士气提高，境内治安、经商等环境改善。很多人仅仅把目光放在长城的修筑劳民伤财，认为长城效果不明显，其实是错误的。如果没有长城体系作依托，明帝国的边境环境只会更恶略。长城，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建筑之一。草原上的法则是遵从强者，但前提是这个强者能给追随者带来好处。也先在胜利后居功自傲自私吝啬，把战利品据为己有，其他部族付出伤亡惨重的代价却没有收获，最终土木堡之战瓦剌的胜利并没有给蒙古部带来军事和政治的统一，也先的野心和贪婪最终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自己的部族，一袋枭雄如此落幕，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剧。

        土达，泛指明庭安置在西北部的蒙古族裔。明初时期，明军多借助土达的力量来驱逐蒙古人。效力于明朝的土达士兵称为对明朝边军兵源的补充，而且土达强悍的战斗力也为明朝边将所有目共睹。自也先打破边墙内外的军事格局后，蒙古诸部的频繁入套南略、土蒙纠合、满四反叛，都可以看做土木之变产生的蝴蝶效应。仅就土达叛乱事件来看，虽起自满四自身的违法行为，但这种违法行为与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民族因素交错在一起，最终演变为一场规模浩大的部族叛乱。解决套患的战略计划是出兵深入河套腹地，扫荡蒙古部落的据点，凭借武力手段将蒙古势力逐出河套，俗称“搜套”“捣巢”。明帝国对待“搜套”问题的瞻前顾后，除了保守的固有观念作祟，另一限制因素主要是成本问题。受后勤条件所限，客观来说，成化年间大规模实施“搜套”战略还是存在较大难度。红盐池之战对明代边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明朝凭借这场光辉的胜利，重写了边墙内外的势力格局。但最终没能够乘胜追击恢复国初所设的东胜卫，收复河套地区。放弃复套实属无奈之举。河套自然环境恶略，东胜卫不毛之地上的屯垦不能满足驻军要求，从内地横穿数百公里沙漠运粮草至东胜卫(今呼和浩特市附近)，成本更难以设想。主张复套的名将王越，最后也不得不妥协于现实，将对河套策略改做“增兵守险”原先的防线。法国历史学家雷纳·格鲁塞曾说过:如果这个朝代正在强盛时候，侵略仅仅是侵略，有如虫螫在广大的帝国躯体之上。如果机能有了毛病，这就是死亡。

        有了“俞龙戚虎”等人的不断探索和努力，明帝国才拥有了具有高“性价比”，能够发挥明军所长，克制蒙古骑兵优势的火器车营战术。正是这套火器车营战术，让财政捉襟见肘的明帝国在蒙古部族重新崛起的背景下得以稳定北部边境形势，并连续取得“万历三大征”的胜利。

        万历四十三年崛起的八旗军队，与明军以往所面对的敌人完全不同。农业社会体系下的女真人作为集体劳动者，有着比游牧为主的散居蒙古人更为好的组织纪律性。而此时的明军已经不能跟万历初年相比了。北方边境的外患压力解除，防御力量的战车部队不再受到重视，经历了万历三大征，明帝国的财政进一步崩溃，边军中可战部队越来越少。沈阳和浑河之战可以看出八旗军缺乏重火力，之后努尔哈赤明白了“以车制车”战术是正确的。在攻陷沈阳、辽阳之后，缴获大量明军火器，开始建立自己的战车部队。八旗军作为一支新兴的武装力量，虽然野蛮残忍，但骁勇善战；后金作为一个新兴的政权，虽然以劫掠和屠杀为手段，但能保证其高效运转。大凌河血战正式宣告明军已全面失去军事优势。此战后，明帝国的边防线的全面溃败就只是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