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人生百年,除开生死之年,其他年份都是继往开来的,很难说哪一年更重要。但是,回望过去,总有那么几个年份是人生具有转折意义的。于我而言,初三那一个学年,貌似很平淡,但在我的整个人生中具有特别的意义。
——第一次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由此拉开改变人生轨迹的序幕。
——第一次通过考试得以晋级初三,并延续漫漫求学之路。
——第一次过上集体生活,对于改变我腼腆、不合群、不擅长与人打交道的特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1六七十年代学龄儿童暴增后的基础教育
受残存的多子多福观念和“人多力量大”的新观念的双重影响,在我们小时候,谁家的兄弟姐妹都多,少则3、4个,多则7、8个,几乎覆盖了从“50后”到“60后”的各个年龄段,其中“60后”更甚,其中自1962年起每年的出生人口都在2500万人以上,而我出生前后的那几年更是高达2700-2900万人,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中的峰值。
孩子一多,又要让更多的孩子上学,教育就成为“瓶颈”。要解决这个难题,1967年起,在农村就是把原先少则5、6个,多则8、9个大队组成的公社办小学改为由每个大队办,而原来的公社小学升级后改办初中。随着这些孩子逐渐长大,1975年,公社初中进一步升格为高中,再将临近的几个大队形成一个片区开办初中,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1978年。
学校数量增多,教师就显得捉襟见肘,而公办教师屈指可数,就只能从读过初中、高中的本乡本土年富力强的人中补充大量的民办教师并成为主体。
1966年5月7日,伟人发出了一个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一封信。在这个指示中,主要谈的是部队问题,但也涉及了学校教育问题:“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于是,在1967-1978年的学制基本上是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大学三年,这种5-2-2-3模式与之前和之后的5-3-3-4模式缩短了好几年。显然,那时的学制缩短只是学龄儿童急邃增长后的应急措施。
乡间小路02学制恢复正常后需要读初三
等到我读小学,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这时的小学是大队办的。我们GX大队共有4个生产队,夹在东荆河和中长渠之间,呈稍微有点蜿蜒曲折的一字长蛇阵分布,于是学校设在二队与三队的交界处。
学校最开始很简陋,就四个房间,其中二、五年级混编,三、四年级混编,一年级单独开班,各占一个房间,还有一个房间是5、6个老师集体办公的地方。除了一间是在挖鱼塘后形成的高坡上,另外几间则在坡底下。房子虽然是砖瓦房,但比较破旧,碰到下雨天,往往是外面下大雨,里面则下小雨,并形成积水,我们就从外面取土在教室里面筑成一个个的“围堰”。
我父亲当时本来在县城工作,因为60年代中后期愈演愈烈的所谓文攻武卫令人担忧,加上我们四兄弟那时最大的也就七八岁,最小的才刚刚出生,我母亲几次三番,步行70多里去县城动员我父亲离开是非之地,回家务农。父亲拗不过,最终回到了老家,重操他14岁时就干过的旧业,也就是到大队小学当老师,并且担任校长。
老父亲不知道采用了什么方法,掌管学校几年后,学校名气越来越大,以至于成为当时县教育局树立的两面红旗之一,时不时有全县其他学校的人到我们学校参观、取经。
既然成为了典型,获得上面的支持就不难了。在我读三年级的时候,学校整体移到了离原址约300米,靠近中长渠的一块农田上,分前后两排,各五间,全部朝南,中间是一个不大的操场,路边还有专用厕所。在此期间,先后有两名公办教师分配到我们小学,其中姓向的男老师后来还做了一个镇的一把手,而姓李的女老师后来在我读初三的时候在另外一个学校重逢了。
小学读完,碰巧是我们这个只有4个小队,人口不超过一千人的大队合并到隔壁有5个小队,人口超过两千的大队,我父亲担任新成立的大队一把手,于是两所小学也合并了。我们前后几年出生的这些孩子和全国其他地方差不多,人口暴增,任何一个年份的孩子走出去玩耍都是浩浩荡荡的,等到小学读完若再上初中就再次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这时,新成立的大队学校除了继续办小学,还开办了初中,我的初一、初二就是在这里读的。
这个时候,高考已经在1977年10月下旬决定恢复并于12月开考,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总设计师同志号召“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很鼓舞人心,特别是当时担任中科院院长的郭老的演讲词《科学的春天》经播音员播出后,那富有诗意但又激动人心的话也让我们感觉时代在这个节点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虽然因为两个大队合并而突然升级为附带小学的初中,却并没有太多的人读到初中。女孩子不用说了,早早就辍学了,稀稀拉拉没几个。即使是男孩子,也不多,因为那时的一般人家觉得能够写写算算就足够了。所以,加上隔河相望属于另外一个县有几个男孩子加入,我们一个年级也就30多个学生,其中来自两个大队合并之前我们大队的,加上我也只有5个人。我在班级里面算比较小的,大的和我哥哥年龄差不多。
在“四个现代化”的号角刚刚吹响的背景下,这个时候读初中已经和上小学不同了,比较明显的变化是:不再像读小学时那样搞“半工半读”——也就是时不时帮生产队插秧、摘棉花、搬砖等——而是明显在学业上“上了发条”,初中学生需要上早自习,到了期末考试的前夕还要拿了柴油灯去学校上晚自习。
在这里读完初二,政策发生了变化,就是在学制上恢复到初中三年。而上初三,不是在大队办的学校,公社办的高中学校也即将结束它的使命不再招收学生,需要到十几里之外的一个专门设立的初中去读。
去那里读初三,是需要通过考试获得资格。这是我从开始读小学后第一次需要通过考试才能确定是否进一步读下去。最终,我们整个新成立的大队只有两个人考进了那所坐落在MA大队辖区的ZL中学。其他人,要么直接辍学,要么去了其他地方借读或复读。这一下子,就将超过90%的人刷下去了,让我第一次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竞争的残酷性。当然,这仅仅只是开始,后面还经历了几次同样被刷下接近90%的考试,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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