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秋天,夜晚,一点也不冷,我和一个北方的茶人和南方的琴客品茗聊天。茶人和琴客都是这几年来到上海的,并且他们都曾经在北京待过好多年。
谈到南北文化的差异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的认同海派人际关系处理方式,北方人个性直爽,喜欢呼朋唤友,快人快语,有时候来得快去的也快。而在上海大家一般都保持一段距离,相对来说,初次见面都比较平缓,保持一定的克制。不知道他们是出于礼貌,还是出于比较之后得出了这样的观点,总之我不是很认同,那天离开的时候,夜色略显黯淡。
我为什么很不认同呢?这和我的成长经历有关。那我就趁此机会爆点料吧。
我既不是含着金匙银匙出生,我也没有出生在上海石库门,我出生在上海浦东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庄现已基本拆除,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楼下村。据说在很久以前,这个地方只有一栋高楼,是2层的,浦东的很多地名都是桥,金桥、张桥、赵桥…,可是这里居然有一栋2层的楼,所以就叫做楼下村。
楼下村有很多生产队,我所在的蒋家宅就是楼下一队。在我出生的时候是70年代末,楼下村已经有好多楼了,我们这个蒋家宅已经有2层楼了,是一个瞎子造的,瞎造的。这个蒋家宅还分两个宅,东边的叫东宅,里面的人大多数都姓黄,西边的叫西宅,大多数都姓徐,基本上都是沾亲带故的自家人。蒋家宅里面没有一个姓蒋的人,去哪里了呢?这是一个谜。
我的小学还是在村里的小学,走到宅边经过小桥就是楼下小学了。楼下小学的新校舍全是楼,操场也很大,老师质量很低,有一个戴姓老头的素质尤其低,老师拍拍学生的肩膀这很正常,可是他摸女学生的肩膀的时间会滞留得比较长,当时我可没那么早熟,只是觉得有点奇怪。现在看来这就是“咸猪手”。他接触男生的方式快速有力的多,看到男生不听话的时候,他就用脚狠狠的踢。
当我受够了这个小学的时候,我也差不多升初中了。我上的初中是我爸通了点关系,去了一家离家比较远,也就是位于高桥镇的初中叫育民中学。于是我就从村里来到了镇里。很快的3年过去了,我受够了这个初中的时候,我差不多升高中了。我考试的成绩还是挺高的,完全可以进入区重点,距离市重点中学还有些几分的距离。可是呢,我爸又再度出手,通了点关系,我就进了市重点建平中学。
这家中学位于浦东的洋泾镇,行政上还隶属于上海的黄浦区,所以我从村里到了镇上,又来到了浦东新区的上只角了。当我受够了高中的时候,我又开始考大学了。这次呢,我爸又再度…这次他的关系用完了,他也只是一个小地方的名人而已。
不过很不巧,我居然超水平发挥了,我曾经在我们班级里的名次是近40名,这次我居然考到了整个浦东新区的第19名,还获得了奖学金,我就考取了同济大学。
同济大学是在杨浦区,上海市区的下只角,当然对于浦东新区绝对已经是上只角了。角都是相对的说。浦东新区对于非洲已经是“好望角”了吧。
同济毕业后,我就来到了徐汇区上班,后来主要的生活轨迹也就是南京西路,和淮海中路,没办法,谁让国际4A公司都喜欢这些大马路呢。从十多年前开始,我就蹲点在法租界了。除了法租界,我哪也不去。除非是让我去伦敦巴黎。
汇报完毕。这就是我,一个含着铅匙出生的人。三十年浦东浦西风水轮流转,家乡巨变,高桥已经变成了高大上的自贸区,尽管我依然无比怀念楼下村,如今蒋家宅已经是公园里的一片湖。
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浮云,我没有东西南北之分,回家才是最遥远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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