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还蹦达得欢,到中午不知犯了什么冲,下午下班的时候喉咙已肿胀得吞不下口水,沿着呼吸道一路下来,变成一条疼痛的管路。支撑着往家里走,头晕脑涨,路边有同事和我打招呼,喂,你走路怎么只看地下不看人?我还是保持这奇怪的姿势,简单答复一句我发烧了。
推开家门,晚餐已至尾声,老公说要带宝宝去公园走走,我有气无力地回应着,他再问怎么了,我话未出口,眼泪却扑簌簌地往下掉。生病的人最娇气,话不想多说,还希望别人能懂得和爱惜,我难过的却是我不该把病症表现出来,悄悄吃几颗感冒药应该也可以扛过去,不必闹得世人皆知。
可是,已经闹出动静了,我只好乖乖听话,匆匆扒完饭,就到医院看急诊。医生带着遮头盖脸的大口罩,稍做检查就开处方,我问是不是要打针,医生冷冷回答,要挂点滴。就知道上医院一定是这样的结果,多大的毛病都是靠点滴解决,我无法拒绝,想想家里还有小孩,我必须用最快的速度使自己好起来。
坐在输液室里,我已进入眼光迷离状态,只感觉冷,很冷,我知道接下来将是热,非常热。刚才量过体温,38℃,可真正的高烧尚未到来。
不知怎的,我一下记起了中专时那次发烧的情景。我也是这样的迷糊,寝室里昏黄的灯光照着姐妹们忙碌的身影,红子总是问好点没,我只说冷,容子赶紧把她床上的被子拖下来全堆在我身上,我又喊热,阿紫用脸盆打来冷水,浸湿毛巾压在我的额头。冰冷的水顺着我的眉梢眼角流下来,流进了我的头发,再一直浸到枕头里,我摇晃着头,一个劲地嘟囔不舒服。那时的我们都还是十四五岁的小丫头片子,在家病了只会抱着父母撒娇,如何知道遇到真刀真枪的时候,电视剧里敷头擦汗的治疗方法并不是真正能管用的。后来,大家慌了神,飞跑着叫来班主任,把我送到学校医务室打了针才稍稍稳定。
一晃眼二十年过去了,有些在生活的磨砺中一成不变竟成了常态,譬如我的孱弱,譬如红红的唠叨,譬如容容的真诚,还有阿紫的爽利,然而更多的感情与记忆却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灰飞湮灭。
手背传来的胀痛打断了我的回忆,我抬头一看,已经只剩最后一点药水了,可我还在浑身打着摆子,四肢冰凉,呼吸憋闷而急促,感觉异常难受。我叫护士,护士正在拾掇旁边的病人让我等等,可这时我已两眼一抹黑完全说不出话来了。依稀听到老公焦急的声音,护士跑过来给我拔针头,把我抬到监护室的床上,医生也来了,听诊,输氧,喂水,一阵忙活下来,我缓缓感觉恢复了温度。医生说,不是药物过敏,是你身子骨太弱。
折腾了半宿,凌晨回到家,再量体温,39℃,这烧终于轰轰烈烈地发起来了,我也可以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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