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大学就意味着我与故乡绝缘。
自从父母把我送去上学后，我就不能在我的家乡待上完全的四季，好在那个年代放假开学都不正规，随意性很大，提前十天半月离开学校或者迟到个把月也是没有人追究的，只要能赶上那些“榆木脑袋”就还是好学生，我们从小学开始，开设的有藏语文，藏文老师是一个很帅的老师，叫白夏，教我们教了八年时间，任然停留在“旮、卡、嘎、昂”三十个字母的水平上（藏语字母），正是白夏老师教了那么多年“白瞎”了，也不能全怪老师没有水平，那时要求每一位学生都要学会最起码的字母，才能开始教拼读，但是，班上那么多人，而且大多数都是汉族学生，整整齐齐都学会是不可能的，因此不断重复地教啊学啊，最后藏族学生仅剩的那点学习热情也磨没了，我也是其中受害者之一。为此，学生家长多有微词“江达学校的藏文今年旮、卡、嘎、昂，明年旮、卡、嘎、昂”。确实，初中都毕业了，我们还没有走出“旮、卡、嘎、昂”三十个字母。那时的我，对于学习，很轻松，哪怕是不能理解的汉文，我也能背得烂熟，所以，经常是上了一个月学就偷跑回到外婆家，帮他们放牛羊、看孩子，家里那时也缺劳力，需要有人帮忙方牛羊，照看小孩，也就非常期待我回家，他们不会责怪我逃学，甚至有点纵容的意思，而我的父母也没有说过什么。只有一点母亲是不乐意的，那就是我把外婆家（实则是舅舅家）当家，真正的父母家却当临时落脚点，直到后来我工作了，我说我要回家，指的也是舅舅家，那个留下童年美好记忆的地方。
每次我放假回到村里，村里人如同迎接远方归来的孩子，几天时间里，每家每户都会请我去作客，今天去了这家，每天又会有几家人的代表在门口候着，这样放假的几个月时间，基本上每天都在不同的家里吃饭，当我离开村子的时候，几乎全村老少都到村口送我，当我走出几公里外，村口那些乡亲还回待在那里，还能分辨得出人影。我一步一回头地离开村子，这不是第一次，而是回回都是，最后一次是我离开江达到八宿工作的那年，我以为我还能经常回家，可怎料到，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我上学的那几年，村了的变化也是显著的，首先，年轻人也追赶时尚潮流，有一次我回村里，同年龄的很多青年都说着一种很古怪的语言，老年人把这种语言叫“鬼话”，很是反感，其实就是一种增加了一些恶作剧形式的形容词，比如某人要表达一种不满，本可以说“很讨厌”“好讨厌”的，可他会说“讨厌得像厌恶毒蛇一样的讨厌”，还学县城里小青年的口头禅，比如“向毛主席保证”“毛发誓”等等，还有少数青年也开始穿汉装，牛仔裤，衬衣。谁说西藏农村愚昧落后啊？！只要是热血青年，都有一颗追逐时尚的心。我是看在眼里，不反对也不赞同，感觉有点别扭，正如90代以后所谓改良的藏装一样，我的母亲就很鄙夷：“山羊头贴在绵羊脖子上”（意思就是不伦不类）。
进学堂了，有“文化”了，但我的心一刻也没有脱离过扎切哲旺宫，也没有忘记我的乡亲。直到现在，我的藏语完全是家乡话，一丝丝都没有改变，阔别三十多年后，一次巧遇村里的一位长者，我和他说话聊天，他听我说的纯正的家乡话，有点感动，一直赞不绝口，他说：“一个人有没有骨气，看他的语言里保留了多少乡音就知道了”，这话我爱听。至今，我唯一能拥有的也就是这乡音了，只要我一开口说话，都会猜我是德格茹瓦（德格人），其实我是江达人，与四川德格一江之隔，语言也是一样的。
高考结束的时候，我带着弟弟妹妹回到我生长的地方，那个叫直旺宫的地方，那个曾经的家已经破败得只能作为一个简易放牧点而已，旧有的土地基本撂荒，整个村五户人家，有的只剩一些残垣断壁了，原来几户住家原址依稀可辨认，多数人家已经移居到上下的金沙江边，山上作为夏季牧场，少数原来拥有这里的土地的人家可以在此放养牛羊，土地和牛羊已经包产到户，我们的弟弟妹妹到那里的第二天，家里的一头母牦牛需要配种，而种牛在更高更远的一个牧场，需要向别人家借种，我的的大舅母就把几个幼子托付给我的弟弟妹妹照看，她带着我，赶着母牛翻山越岭到一个叫矮巴的村庄给牛配种。我们赶得很急，因为母牛发情时间只有两三天，过了这个时间那就得等到下一年了，这样的话耽误一年的奶制品，也许还损失一头大耕牛呢，所以大舅母带着我，她在前面牵着牛，我在后面赶着牛，我们中午出发，约两个多小时就到了那户人家的牧场，大人们找来公牛，我就在他们的帐篷里喝茶，热腾腾的牛奶盛满一大碗，我还没有仔细品尝，舅母就叫我准备回去，等我出帐篷，看到有人寻来一捧热气腾腾的牛粪，往母牛的背上抹去，沿着牛脊梁，结结实实地抹匀，然后我们就出发。半路上我问舅母，为什么牛的背上抹上粪便？她告诉我，母牛发情，有很多公牛会寻过来，抹上牛粪它们就不会交配。原来牛也怕脏的。这是我最后一次回直旺宫了，那年我1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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