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 , 可以知兴替 ; 以人为镜 , 可以明得失。
图注 : 书印导读
记得在我们的书店咖啡馆，有一场关于“崖山海战”的历史沙龙交流会，这也是“书in空间”第一次触及历史话题。
之所以选择“崖山海战”这个话题，因为中国两宋时期，被世界史学家们一致公认是人类最早诞生的“现代社会”之一。它以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开创了，农业社会的鼎盛。并且以繁荣的工商业、文官内阁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纸币金融创新、科技蓬勃发展、钢铁产量遥遥领先全球同时期等等成就，为后来的人类社会开辟了诸多先河与先例。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可是，为何会在700多年前这一进程戛然而止，且以“崖山海战”的方式呈现出无比悲壮的最后画面？这是无数历史爱好者和研究人士，孜孜不倦探求的答案。今天推荐的这本《历史的巨镜》虽然没有直接解答这个问题，但是围绕“现代性社会”的命题，做了充分的东西方社会对比和历史分析，这其中的观点和方法，可以为我们提供客观理性的分析工具，从而看明白“两宋文明”所特有的“现代性”，以及之后明清帝国“落后性”到底分别体现在哪里。
这是《旧唐书·魏徵传》中唐太宗李世民一句很著名的话。今天就秉着“以史为镜”的态度，来推荐大家阅读这本很不错的历史研究著作《历史的巨镜》。并借助本书作者金先生的研究观点，来尝试解读一下“崖山海战”前后中国社会的本质区别，以及由此带来的重重深远影响。
这本书是一位从事金融工作的朋友送的，阅读此书令我受益良多，在此深表感谢。
作者金观涛先生，是一位历史研究和社会研究的专家，目前大陆、台湾和香港一些大学担任讲座教授及研究员。这部《历史的巨镜》落笔在人类的“现代性社会”话题，并且用详尽的史料、丰富的学术内容，解答了“现代性”是如何形成、哲学思考是如何演变、技术进步带来哪些影响，等诸多问题。同时，这也是难得从全球视野和哲学视野来纵观历史的巨镜，从而对当代社会的来龙去脉，以及未来面对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思考。
本书更接近是一本“学术著作”，其中掺和了诸多哲学观点和理论依据。例如对现代社会三大支柱的解析（工具理性、个人权利与民族认同）；对西方宗教改革与现代性的关联分析；对现代性的阴暗面及法西斯主义的探讨；对马克思典范与韦伯典范的对比，对德国、日本这样的传统民族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列举；以及中国社会之所以在近三十多年来快速实现社会的现代性的剖析等等。
毫无疑问，作者是一位博古通今的优秀学者和思考者，也是一位具有独特视角，站在人类共同历史观的角度，观察和理解东西方文明的学者。在本书的附录中，还有一部关于《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从古罗马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作，其中的内容丰富观点独到，也是热爱历史的人难得学习的研究作品。
总之这是一本学术价值极高，且内容丰富的历史和哲学研究读物。
在通读完这本书之后，不得不产生一些沉重的疑问。难道说“现代性社会”只可能诞生在西方？东方文明的哪一个缺陷严重阻碍了中国的进步？“现代性社会”是人类的终极社会模式吗？作为当今的中国人应该如何反思与进取，用更客观的历史史观，来面对过去和照亮未来？
按照金观涛现实的描述，所谓现代性社会，就是当今世俗社会的一种概括性描素。比如：个人自由、城市经济、契约精神、国家认同、技术进步等等。在差不多一千年前的中国北宋，就已经基本具备了这样的社会特征：宗教不封闭、言论很自由、商品经济发达、城市人口众多、科学技术进步、国家认同清晰、海外贸易频繁、社会团体林立。只不过自明清以来，中国人太喜欢“胜者为王败者寇”的历史观，简单地把一个最后灭亡的政权和社会，看着一定是没落和腐朽的社会来评价了，这种简单好比是把“洗澡水和孩子”都倒掉了，对原本该有的经验汲取和历史参考，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摒弃不用，而从新从零开始摸索。
西方文化研究者中，绝不会因为古希腊的灭亡，而否认古希腊的文明；因为古罗马的衰败，而诋毁古罗马的辉煌。对两宋期间的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的高峰评价，也应当用这样的角度去加以研究和分析，让中国人具备更加强大的制度自信和历史荣誉感。所谓“弱宋”的历史印象，是大家习惯了大汉、大唐，大明、大清的疆土划定，宋似乎一开始只有我们习惯的“半壁江山”。而所谓“文宋”的学者评价，是大家习惯了杀伐平乱，开疆拓土的帝王文明，少了对思想自由，人格高贵的精神追求。在这样一种“好大喜空”的历史史观的簇拥下，我们对曾经无比精致与典雅的两宋文明，束之高阁疏于考究。中国曾经领先于世界的“现代性社会”，就这样被“渐行渐远”，慢慢淡出了中国人的视野，仅存的记忆也只有“宋江与武松，李逵与林冲”了。
大家都知道，人类的第一张发行于1023年的法币“官交子”，难道说只是一个简单的偶然现象吗？这其中蕴含的“国家公权力、契约精神、商业文化、金融意识”等众多现代社会的元素，为何几百年间都鲜有学者和文化精英去加以分析和研究呢？直到今天谈社会的进步，似乎不提古希腊古罗马，就无从谈起，不说荷兰与英格兰就无法诉说。我们是时候抛弃那种简单粗暴的研究习惯，是时候放下只知道在成功的历史中简单模仿，而不能在失败中充分学习的坏毛病。以更加理性客观，和心平气和“照镜子”的态度，来看待中国与外国，东方与西方的历史经历，从“正我们当今的衣帽，明自己以往的得失”。
据野史记载，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经有一块铁质的碑牌立在太庙里，被称作“太祖碑誓”。据明代思想家王夫之记载：“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如此记载不虚的话，在我看来这是宋代基本价值观的核心内容：1、“契约精神”的表现（曾经达成的协议不能不遵守）；2、“思想自由与人格平等”的表现（不杀士大夫则不禁言，不禁言则必须放开思想）；3、“鼓励工商与城市发展”的表现（坚决不加农田税赋，则意味着国家开放工商业，促进城市建设）。
金观涛先生《历史的巨镜》中没有过多分析两宋中国的现代性，但是对现代性的总结和概括，则完全符合曾经辉煌的两宋文明所表现出来的特征。那么为什么之后的中国人，忘却了这些呢？为什么“崖山之后”的中国没有能够重新找回这些呢？我以为关键之处就在于那一场“崖山海战”，以及它所带来的示范效应。
“崖山之后无中国”似乎成立，也似乎不成立。这要看用多大的尺寸来衡量。如果就1297年之后的五百年来看，的确无宋文化的再现；但如果以未来再过五百年来看则未必。在我看来：
中国人文化自信心的丧失，
在南宋亡国“崖山海战”之后；
中国人文化自信心的重建，
也会在全面认识宋朝文化之后。
在《历史的巨镜》这本书的结尾部分，作者表现出了一种深重的忧虑。也就是人类在“现代性社会”之后该走向哪里？他所看到的未来之路是黑暗的，是三千年诶曾有过的新课题。而作为一直致力于研究“后现代哲学”的我来说，未来人类三千年文明的出路，很有可能就在对“两宋文明”的高度总结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和重新定义未来的人类社会。当然，这仅仅是一个猜想，需要更多的历史和哲学爱好者，投身到全新的“两宋文化”研究中去。
再次感谢送这本书给我的朋友，也期待阅读者留言参与话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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