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皇帝以《道德经》作治国策

宋明皇帝以《道德经》作治国策

《道德经》很多人认为是讲的帝王之术、治国之道。确如此。

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被逼无奈“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其深谙《道德经》治国的道理，抑武扬文，坚持“恃武制民无善终，以文治国有长远”的理念。演绎出一场“杯酒释兵权”的历史赞歌。

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虽布衣出身，确把《道德经》视为珍宝，作为用来治国安天下的经书！他不但学之、悟之，还用之，更值得点赞的是还注之。且看：

朱元璋称帝之前，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元政不纲，群雄揭竿并起。兵祸连年不断。颠沛流离的苦难经历、身经百战的戎马生涯，铸就了他英武明断的过人胆识。

同时，多年的征战杀伐，尤其是同僚间的勾心争斗，又成就了他阴险狠毒的暴戾心肠。朱元璋登基之后，当时主要的政治目标，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巩固刚建立起的大明王朝。作为一代雄主，他很清楚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是何等重要。

很自然地，他想到了《道德经》。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言：“自即位以来，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昼遑遑，虑穹苍之切。”在精研了《道德经》的微言奥旨，且与诸儒之说进行了一番比较之后，他认定《道德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见《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经•序》)。

于是于洪武七年(1374)亲自为《道德经》作注。

在朱元璋的眼中，他是怎样来读解《道德经》的呢?

首先，他是以政治家的眼光，以治国安天下为己任来解读《道德经》的。在开篇第一章所作的阐释是：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一章)

御注：“上至天子，下及臣庶，若有志于行道者，当行过常人所行之道，即非常道。……心即路也，路即心也，能执而不改，非常道也。”“道既成，名永矣，即非常之名。”

在这一段御注中，朱元璋一反历代诸儒对“道”和“名”的无休止地刨根究底，而是直接与“天子”、“臣庶”心中的道联系起来，不尚空谈，开门见山地论“治国之道”。甚至对“名可名，非常名”还作了牵强(抑或歪曲)式的解读。

又如：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一章)

御注：“……吾为天下君，善政之机日存于心而未发，孰知何名?才施行则有赏罚焉。不但君心有赏罚，贤人君子有志，则皆能利济万物……君子仁心蓄之于衷，发而济万物，则有名矣。”

这里，朱元璋撇开了所谓的“名”、“实”之争，以很高的心胸视野，对《道德经》进行了简明实用的解读，这是远非古来腐儒之辈可比的。从上述两段注释中，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是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来解读《道德经》的。

其次，朱元璋从《道德经》的微言大义中，领悟到“民富则国之本固”的深奥哲理。

历代封建帝王，无不把江山社稷视为己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能够把“民”视为国之本者，其有几人?朱元璋出身寒微，又曾是农民起义军的首领，这使他比较容易接受民为重、君为轻的思想。但即便如此，他自己也曾说过：“人君以四海为家，何有公私之分别?”(见《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不过，朱元璋毕竟是一代雄主，虽然其最终的立场仍是为了稳固他的“朱姓王朝”，但通过对《道德经》的解读，还是明白了“安民”、“抚民”、“罢虚务、敦实业”的道理，可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请看其注释：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第三章)

御注：“是以圣人常自清薄，不丰其身，使民富乃实腹也，民富则国之大本固矣。”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第五—六章)

御注：“……此以君之身为天下国家万姓，以君之神气为国王。王有道不死，万姓咸安。”在谈到治国方略时，御注云：“上古圣君，道治天下，安民而已。……绝奇巧，却异财，而远声色，则民不争浮华之利，奇巧无所施其工，皆罢虚务而敦实业，不数年淳风大作，此老子云愚民之本意也，非实凝民。”

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到，朱元璋在六百多年前就能明白以“君之身”融入国家万姓，而以“君之神气”(可解释为精神或理念)来治理国家，则“王有道不死”，不愧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且“绝奇巧，却异财，远声色”者，即以诚信治国，以得民心为第一要务，这也是明王朝在荆棘丛生的险境中得以巩固的关键所在。

其三，在经历了一番“竣法严刑”之后，朱元璋终于意识到残酷暴戾的危害而有所收敛。不过，从《明史实录》来看，他仍然是言行不一的。

先看其“言”吧。在对《道德经》第六十章和六十一章的诠注中，他说：

“……君为天下者，以暴加天下，初则民若畏，既久不畏方生，则国之大祸至矣，莫可释。”又云：“民不怕死，乃以极刑禁之，是为不可。”“王者陈纲纪，各有所司，司之以道……”

再看其“行”。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有鉴于元朝政治“以宽纵失天下”，故施以重典。但竣法仍收效甚微，便召大臣桂彦良问曰：“法数行而辄犯，奈何?”桂彦良答曰：“用德则逸，用法则劳”，朱元璋嘉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也。”(见《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

可见在当时他对酷刑严法是想有所收敛的，也许是胡惟庸案对他的刺激太大，致使他又恢复了狠毒的面目，乃至于残害功臣，兴文字狱等等，说明他并未遵道而行。朱元璋阴险的一面，在其《御注》中仍可窥见一斑。

如在对《道德经》十四章注中，他说：“君子以安，孰能以智动之?君子之意未发，孰能以计使之渐萌?”又如在读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时，御注曰：“柔浅而机秘，智者能之。绝注。

”这“绝注”二字内涵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