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高中的时候，又经历了一次转学。
这一次，不是嫌学校穷和破，而是嫌学校老师没水平。作为本区最著名的一中，那个学校简直是高等学府。学校有万人广场，有梯田似的观礼台，有人民大会堂似的主席台，动不动就被用做誓师大会、公审大会、职工运动会的主场。我还曾被选入师生军乐队，以备重大活动时参加入场式表演。
但是，在一个城不城、乡不乡的矿区，这个连少年宫和重点校都没有的地方，考大学是没有可能的。谁家的孩子考上个师范校或技工校，都是一件很值得骄傲和风传的新闻事件。但老师流失很快，区里一中作为最好的学校，老师更是被机关调走的主力。师资水平每况愈下，学生厌学情绪日益严重。老师修理调皮学生，就是简单粗暴地把他赶出去。
我没有被赶出去，我主动地逃学。早上，我躲过家人的目光，把书包随便藏在什么地方，然后就去游荡了。或者，不爱做课间操，就把书包遮在衣服里，悄悄从学校后门溜走，回家了。即便这样，我还是光荣地加入中国共青团了。入队、入团、入党，和信仰无关，和荣誉有关，或者牵扯着福利待遇。比如团员有时会分到票，会议后看招待电影。
那时候，就有流行歌曲了，程琳的酒干倘卖无满街飘。蝙蝠衫、健美裤、爆炸头，这些东西，因电视机普及，东北小城和北京广州是同步的，可要再这么逃学下去，什么时候能去北京广州呢？心里急呀！好歹也是中国的共青团员，大是大非是有的。少年心事当拿云，我可不想一辈子窝在一个连少年宫都没有的地方。马上要升入高二的暑假，我一个人出门考察去。骑上我哗哗作响的自行车，巴巴蹬了一个小时到另一个区去，看看传说中的市重点高中是什么样子。
那个学校校名是郭沫若题写的，真的跟电影里一样，有点像王蒙《青春万岁》里描述过的。唔，有宽阔笔直的校园大道，两旁是参天的高大白杨，有好看的月亮门，有文学社，知道每年要纪念一下“一二九”运动，有哈师大本科毕业的年轻老师，给我们讲三S——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有来自全市各地的学习高手……更可怪的，学生们真的像电影里那样，在清晨的校园里读书、在课间的花园里漫步——这个装逼样子要是出现在我原来的高中，是要遭到讽刺打击和排斥孤立的！
转学！没二话，骑自行车回去的路上，我毫不犹豫地做了决定。可是，从一个普通高中转入一所重点高中何尝容易。但这不是我要考虑的事情，我只做选修课；找关系挖门路是家长的必修课。我要做的只一件——给个决策！
然后呢，我惨了！
新学校的老师同学都冷漠，看我就像看空气。新班主任十分地友好，“在你们那好好学呗，非转这儿来嘎哈”，是他初见我的问候语。上英语课是我最难堪的时候，老师提问是一列列地叫学生轮流作答，到我的时候就玩儿跳越，他知道我肯定答不上。是的，别人大段地背诵卡尔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我还在自己悄悄地自学初二英语，努力搞清名词性物主代词和形容词性物主代词的区别。
宿舍里，两个同学在讨论一道英语习题，我凑过去请教一个百思不解的疑问。问完了，他俩像被电了一下，互相对望一眼，其中一个面无表情地答复了我，而另一个再也不看我一眼。答完后，他们对我的道谢理都不理，就热烈地表情丰富地继续他们的话题。有思想，冷漠，是他们给我的唯一态度，也是我对他们的唯一印象。我宁愿他们公然嘲笑我程度低，也不愿意看到他们连嘲笑都没兴趣的漠视。
期末的时候，我领了成绩单回家过年。我们班60个学生，我排名第59 ！成绩之所以骄人到没有垫底，得益于在我之后又一个同学从普通校转来，且要拜老师的平等心所赐，有幸和这个新同学为伍，在教室第一排也即老师的眼皮底下做了同桌。两个高高大大的男生，毫无缩藏可能地坐在教室最前边，在全班同学的目光中煞有介事地、不懂装懂地上课，下课。
寒假里，回到家，看着我哥带着新媳妇，承欢父母身边，自己倒有点像个来串门的亲戚，感觉好生分。吃饭时，他们很随意地对待餐桌上的吃食，想到自己在学校数着馒头，就着咸菜和稀饭熬过的一个个日子，就像当年三毛回台湾省亲的情形一样。黯然地想，原来，原来，原来他们每天在家吃的都那么好！
开学了，2月底的东北一片肃杀，地面上还是一片白霜。硬着头皮拎着行李，我走出了家门。因为还没到正月十五，天空中不时炸响着节日的热烈和温馨。还，要不要重返那个重点高中？还，有没有勇气去面对老师同学的冷漠？还，要不要去坚持自己的理想？
好在，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终归要过去。我的成绩就在过去的日子里，一次次往前爬行，一点点渐次提高。到高中毕业，最后一次考试，也就是伟大的中国高考，这个中国唯一公平公正那么一点点的科举选拔，我成绩排名全班第十五。因为全校只有一个文科班，我，也就是我们学校的第十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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