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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口供是证明力最强的证据之一——但前提是该口供是故意、自愿地做出的[1]。美国继承了英国普通法中对供述自愿性的保护原则，包括“霍金斯-利奇格言”，同时在其之上有所发展。法律的基本立场仍然是禁止威胁和引诱，但在“整体考量”标准下，一般只禁止足够影响供述自愿性的威胁和引诱；在米兰达规则下，则一般只在侦查人员未完全履行米兰达警告义务时才排除证据。
1. “整体考量”标准
193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密西西比州案（Brown v. Mississippi）[2]中宣示了“整体考量”（totality of the circumstances）[3]和“逐案裁判”（case-by-case determination）原则[4]。这要求法院在判断供述是否符合自愿性要求时，重视个案的事实，具体分析。这样的决定，先前已有一系列的案例做铺垫。如1884年的霍普特诉犹他州案（Hopt v. Utah）[5]，判决中法庭认为，并不是只要存在威胁或允诺就应判定证据非法，而是要看威胁或允诺是否足够剥夺一个嫌犯“在法律意义之内做出自愿陈述所必需的自由意志或者自控能力”[6]；1897年的布拉姆诉美国案（Bram v. United States）[7]中联邦最高法院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尤其是其中“[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对供述的自愿性予以阐释[8]。法庭认为，威胁和承诺是否影响到了供述的自愿性，有一个统一的判断标准，就是它是否在供述人心中产生了会导致非自愿供述的“希望或恐惧”（hope or fear）[9]。
整体考量标准要求综合考虑案件中的各个事实，并无明确清晰的判定规则可循。在这样的考量标准下——如劳伦斯·赫曼（Lawrence Herman）在《最高法院，司法部长，警察审讯的快乐旧时光》中写的——“每一件事都有关，没有一件事能决定。”[10]这样带来的问题——可能类似今天我国面临的——就是过于强调个案事实之后，法律缺乏确定性（certainty）[11]，导致下级法院缺乏裁判依据，而警察机关（或检察机关）在办案时也会因缺乏明确可行的行为规范而无所适从。[12]
2. 米兰达规则
在标志性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Miranda v. Arizona）[13]规定了警察讯问前有义务告知犯罪嫌疑人其权利[14]之后，只要警察对犯罪嫌疑人完全地履行了此项义务[15]，法院很少还会判决供述因不自愿而不可采信——即米兰达规则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布拉姆案以降建立的“整体考量”规则[16]。主要的考虑可能是，在被立刻[17]、明确、清晰地告知自己“有权保持沉默”，并且“所说的一切都有可能成为对自己的不利证据”之后，犯罪嫌疑人不太可能再因轻微的、不太过分的威胁和引诱作出不实供述。[18]
不过，对于米兰达规则，也存在着诸多批评。早在米兰达决定作出之时，大法官约翰·哈兰（John Harlan）在自己的异议意见中就已经说道：“我认为法庭的决定……将导致对国家整体的不利后果，其严重程度只有时间能证明……犯罪的社会成本是如此之高，最要不得的就是危险的实验。”[19]包括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内的一批保守派人士也持续地抨击米兰达案“严重伤害了我们社会的和平力量之效果，并且增强了犯罪的势力”[20]。美国国会更于1968年立法，企图推翻米兰达决定，回到“整体考量”标准[21]。
32年后的2000年，最高法院在迪克森诉美国案（Dickerson v. United States）[22]将自己先前的决定（即米兰达规则）作为宪法性规范[23]予以捍卫，废止了国会制订的此条法规。法院认为，米兰达决定所基于的原则并未过时，而它“已经如此植根于警察工作的日常规范之中，以至于已经成为我们的国家文化的一部分”[24]，而犯罪嫌疑人是否被告知权利的标准，虽然没有代替自愿性测试，但仍然指导着它。[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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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1845年的特拉华州诉博斯蒂克案：State v. Bostick, 4 Del. 563, 565 (1845)。本案中特拉华州法院宣称，“清楚明白地被证明是有意并自愿地做出的口供，是最强有力的有罪证据之一。”
[2] Brown v. Mississippi, 297 U.S. 278, 56 S. Ct. 461, 80 L. Ed. 682 (1936). 案中几名非洲裔美国人在被殴打后供认自己犯了谋杀罪，并且该口供是定罪的唯一依据。最高法院推翻了有罪判决，但其理由与下文介绍的布拉姆案（Bram v. United States）有所不同：1.不自愿的供述是内在地（inherently）不可信赖的，而依据不可信的证据定罪违反了正当程序的要求；2.警察强制是对“基本公平”的违反，因而即便供述本身可信，强制也是对正当程序的违反；3.自由选择是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4.美国的司法系统是控告制而非纠问制，国家必须独立、自由地证实犯罪。见 John N. Ferdico, Henry Fradella, Christopher Totten, Criminal Procedure for the Criminal Justice Professional, 11st edn, Cengage Learning, 2012, 第485页。
[3] “整体考量”是一项不只适用于供述自愿性问题的原则。不过在供述自愿性问题的语境下，“正当程序测试”（due course test)、“整体考量测试”（totality of the circumstances test）、“自愿性测试”（voluntariness test）是同一回事，指的是米兰达案之前美国法院使用的通过综合考量案件的各种因素判断供述自愿性的规则。见 Yale Kamisar, On the For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Miranda Case: Why We Needed It, How We Got It–And What Happened to It, Ohio St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5, No. 1 (2007), 163, 第163页。
[4] Paul S. Wallace, Jr., Repealing Miranda?: Background of the Controversy Over Pretrial Interrogation and Self-Incrimination, 见于 Katherine A. Neumann, Criminal Justice and Law Enforcement Issues, Nova Publishers, 2002, 第78页。
[5] Hopt v. Utah, 110 U.S. 574 (1884).
[6] 同上，引号内原文：“that freedom of will or self-control essential to make his confession voluntary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law.”
[7] Bram v. United States, 168 U.S. 532 (1897). 本案中，被告人被另一名犯罪嫌疑人指认为谋杀犯，他被警察带到一间私人办公室里被搜身、审问。侦探用另一名犯罪嫌疑人的指控与他对质，他害怕若他保持沉默，会被认为是对罪行的默认。他作出了供认，并被马赛诸塞州地区法院采信。巡回法院认为综合考虑所有情况，可以认为被告是被强迫作出供认的，因而采信该证据是个错误，并因此推翻了有罪判决并判令重审。
[8] 同上，第542页。
[9] 同上，第548页。
[10] Lawrence Herman, The Supreme Court, the Attorney General, and the Good Old Days of Police Interrogation, 48 Ohio State Law Journal, 733 (1987), 第745页。
[11] 如霍姆斯大法官（Oliver Wendell Holmes, Jr.）的名言：“对法庭事实上会做什么的预测，就是我所说的法律，除此无他。” 法律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作为规范指导人们的行为，如果每个个案的结果都无法预测，人们自然无法通过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由此法律的“事前作用”也无法发挥。见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The Common Law, ed. Mark DeWolfe Howe, 5 (Boston: Little, Brown, 1963).
[12] Anne Elizabeth Link, Fifth Amendment–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Custodial Confessions,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Vol. 82, No. 4, Article 7, 第880页。
[13] Miranda v. Arizona, 384 U.S. 436 (1966).
[14] 即进行著名的“米兰达警告”（Miranda warning）。告知犯罪嫌疑人的内容包括：1.他们有权保持沉默；2.他们说的任何话都可以并且可能被用作对他们不利的证据；3.他们有权在讯问开始前和进行中得到一名律师；4.如果他们负担不起，他们有权获得一名公费派遣的律师，在讯问前和询问中代表他们。
[15] 不过，这样的警告并一定要遵循确定的字句，并且口头或书面进行均可；只要这些权利的实质被犯罪嫌疑人知晓，义务就已经履行。见 California v. Prysock, 453 U.S. 355, 101 S. Ct. 2806, 69 L. Ed. 2d 696 (1981); Brown v. Crosby, 249 F. Supp. 2d 1285 (S.D. Fla. 2003); Duckworth v. Eagan, 492 U.S. 195, 109 S. Ct. 2875, 106 L. Ed. 2d 166 (1989)。
[16] Webster's New World Law Dictionary中“totality of the circumstances test”项。另见 Mark A. Godsey, Rethinking the Involuntary Confession Rule: Toward a Workable Test for Identifying Compelled Self-Incrimination, 93 California Law Review, 465 (2005), 第472页。
[17] Missouri v. Seibert, 542 U.S. 600 (2004). 此案中，警察未进行米兰达警告，直接先获取一个口供（尽管他们知道这第一个是不可采的）；然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米兰达警告，接着再获取第二个口供。大法官戴维·苏特（David Souter）起草的多数意见中称，第二个口供只有在米兰达警告“能够有效地达成其目的”时才可采信。从此案中一可见警察伎俩的层出不穷，二可见米兰达警告只是形式，真正的目的是告知犯罪嫌疑人其权利并由此保证供述的自愿性和作为证据的可采性。
[18]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比起限制警察的越权行为，米兰达规则更大的作用可能反而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标准，让法庭得以采信许多在“正当规则”要求下本来应被判定并不应被采信的口供。论据是大约有80%的犯罪嫌疑人放弃了他们的沉默权，而这样做出的供述因此基本都被法庭认为是“自愿”的。见 George C. Thomas III，Richard A. Leo, Confessions of Guilt: From Torture to Miranda and Beyo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第176页。
[19] 384 U.S. 436, (1966)，第504页，第517页（Harlan, J. 的异议意见）。转引自Paul G. Cassell and Richard Fowles, Handcuffing the Cops? A Thirty-Year Perspective on Miranda’s Harmful Effects on Law Enforcement,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50,1055，第1056页。有学者认为，从后来实践的效果看，米兰达规则并无那样显著的效果，以至于警方对此都不再抱有敌意。见 Sherry F. Colb, Interrogation as a Thermometer of Public Fear, Ohio St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Vol 11:1, 232 (2013), 第242页。
[20] Liva Baker, Miranda: Crime, Law and Politics, Atheneum, 1983，第248页引用尼克松在竞选中抨击米兰达决定之语。
[21] 即 Omnibus Crime Control and Safe Streets Act of 1968. 其中的§3501指导联邦初审法官通过考虑一系列情况（如讯问的时间、犯罪嫌疑人是否知晓自己为何被捕等等）来决定口供是否可采，而不只考虑是否作出了米兰达警告。另见 Yale Kamisar, Can (Did) Congress “Overrule” Miranda?, 85, Cornell Law Review, (2000)，第883页。
[22] Dickerson v. United States, 530 U.S. 428 (2000).
[23] 同上，判决称米兰达规则是“宪法层面”（constitutional dimension）上的保护规则，因而国会无权立法更改最高法院的此项决定（只能由最高法院自己修改）。Austin Sarat, Speech and Silence in American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第203页。
[24] 同上，第443页。
[25] 同上，第464页。另外，前司法部长General Griffin Bell及其同仁对本案做的一份简报中，称米兰达规则通过提供一条清晰的规则让警察遵守，“促进了有效执法”。见 Brief of Griffin B. Bell, et al. as Amici Curiae in Support of Petitioner, Dickerson v. United States 530 U.S. 428 (2000) (No. 99-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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