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巷尾说历史，茶余饭后话三国。
众所周知，曹操手下的谋士很多，比如贾诩、郭嘉、荀彧、荀攸一个赛着一个的优秀。但是他们所能发挥出的政治威力却跟一个人没法比。
这个人就是汉献帝。
汉献帝这面代表正统的旗帜，始终是曹操手中的一张政治王牌，说是“王炸”也不为过。
自从有了这张王牌，曹操真是如鱼得水，每天都乐得合不拢嘴。曹操发出的每一份檄文都占据着政治道德的制高点，发动的每一场战争都可以定性为王师讨逆贼，正义伐不义。
“王炸”汉献帝这把制约诸侯的利器，曹操此时用的是得心应手。然而想当初曹操对奉迎汉献帝这事一直犹豫不决，为了让曹操得到这把利器，荀彧却是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
可以说如果没有荀彧煞费苦心，三番五次地坚持，曹操就不会拥有汉献帝这把政治利器。
高楼都从平地起，前话还得从头说。
公元190年的2月，董卓劫持汉献帝西迁，各路诸侯组成关东联军讨董，天下士人也跟着起哄，或者结盟或者单干，都在思考着营救汉献帝的问题。
那时候大家的心思还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也不是奉天子以讨不臣。并没有人想到，或者说没人敢要把汉献帝当成政治工具利用。
大家都在戮力同心，出谋划策讨伐董卓，期待救回献帝的那一天，能够匡复汉室，重振朝纲。
天下人营救汉献帝的理想在前锋部队孙坚讨董失败以后，出现了动摇。
首先是关东联盟军的各路诸侯开始各存异心，都想着保存个人实力，以图后进。
只有曹操还热血未冷，壮志犹存，领着由鲍信、卫兹组编的三五千兵士，又搞了一次孤军追击，结果在汴水大败，险些丧命。
联盟军一看这结果，更加坚定了各自为战的不轨之心，开始了大张旗鼓地分裂割据。
此时不仅没人顾及营救汉献帝了，就连曾经的联盟兄弟们都开始另立山头，互相攻伐了。
君遭凌霸，国之不国。当此之时，像袁绍这样的豪强大族们可以通过瓜分兼并地盘作为以后图存冒进的资本，然而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士们，没有丝毫根基和资本的士大夫们怎么办？于是就只能各寻生路。
有人选择依附豪强诸侯，出谋划策；有人选择以汉臣自居奋力疾呼；也有人选择单干，组个小团体搞刺杀。（荀攸当时就搞了个刺杀董卓的小团伙，最后行动失败，惨遭下狱。）
曹操和袁绍在这场割据混乱的兼并战中占据了上风，并逐渐地强大起来。
这时候迎接汉献帝又成了一个不可规避的问题。
大名士孔融作为始终以汉臣自居的士人集团代表，看着国家罹难，皇帝受辱，心如刀割，却毫无办法，只能一天到晚地给袁绍和曹操这样的豪强实力派写信，希望他们能发兵把汉献帝从长安接回洛阳。
袁绍和曹操已经不是以前的袁、曹了，早没了匡复汉室的志向，一心在想着怎么做大做强，然后灭了对方。
袁绍的谋士沮授、田丰苦劝袁绍迎接献帝作为政治资本，袁绍不为所动，毫不理会。
毛阶、荀彧、程昱轮番力劝曹操，也是没有结果。曹操一直在犹豫。
公元194年，在以荀彧为首的颍川士人集团的哀求下，在各方道义的谴责下，曹操不得不派曹洪前去长安奉迎汉献帝。
不知是曹洪故意还是曹操暗中有所交代，这里面出了个小插曲。因为袁术的半路阻拦，曹洪没去成，半道被杀回来了。
迎接汉献帝的事再次搁浅。
此时董卓已被吕布杀死，吕布又被董卓的部下李傕、郭汜打败，仓皇逃难。
李傕、郭汜俩暴虐成性的愣头青把持着汉献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整天跟着这帮土匪混在一起的汉献帝能有好日子过吗？答案不言而喻。
公元196年，事情出现转机，在杨奉和董承冒着生命危险的斡旋和不懈努力之下，汉献帝终于回到了残破不堪的洛阳。
荀彧一看时机来了，再一次地给曹操讲事实、摆道理、陈厉害。曹操经过慎重思考终于把汉献帝接到了许县。
汉献帝也终于结束了从西安到洛阳，仰人鼻息，饥餐露宿，颠沛流离的生活，开始了饱食安睡的日子。
也正是这一年，汉献帝改年号为建安，取“始建安定”的寓意，许昌因皇帝的入住，改名许都。
汉献帝一来，立马就不一样，正如荀彧所言汉献帝这张政治王牌威力无比，就是一副“王炸”，可以逮谁炸谁。
汉献帝先封了曹操一个大将军，比袁绍的太尉之职，三公虚名实惠多了，曹操心里简直乐开了花。
袁绍可就不开心不高兴了，心里面追悔莫及，出幺蛾子上书献帝说不愿当太尉，曹操一听赶紧假谦虚一把，要把大将军的名号让给袁绍。
这有啥用，都是虚的，曹操才真正捞到了实惠，以后借着皇帝的名义是想干啥干啥，为所欲为。
后来曹操挟持汉献帝行不臣之事虽然跟荀彧有很大关系，但是汉献帝能够重新过上饱暖安定的生活，继续以国家的吉祥物存在着，可以说跟荀彧的不懈努力无法分割，也跟曹操的宽宏大略分不开，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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