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故事：他们不是所谓的“雇佣兵”

      “从来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一代君王的成与败，有多少人在其身后为之前仆后继，文有谋士太师，武有忠君死士。而刺客，说是武士却更是需要谋略，说是参谋却也需亲自上阵。刺客，不仅不能简单的划分为文职或武职，更不能轻易当做政坛棋子，他们是江湖之士，更是重情重义的江湖之士。在变化莫测纷纷扰扰的党争之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刺客之徒，无非是因情因义，而不得已趟了这趟浑水。

      《史记·刺客列传》以曹沫开篇，写道：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且不说如此盛大的一个盟誓仪式，没有侍卫守在两旁，曹沫竟然能轻易登上盟坛，而在他放下匕首后竟也没有侍卫扣押他？如并非在乱世，君王出行身边必定跟随着成群的侍卫，稍有危险便会蜂拥而上，齐桓公怎会如此置生死于不顾？而在曹沫这段劫持中，无人阻止他如此诡异的登上盟坛，更无人在其犯罪后扣押他。事后，齐桓公也不过是懊恼而妄图反悔，并无下令将他扣押或惩治的打算，并且在管仲的劝阻下，齐桓公以信用为先，应其许诺，归还了城池。于是，曹沫便成了历史上唯一一个成功后全身而退的侠客。然而，如此“完美”的劫持真的存在么？或许，这只是太史公的理想主义，只是太史公对所有未能成事，或是在刀光剑影间了然一生的刺客的悲悯和美好希冀。

      然而，行刺，终究不是在乌托邦里的小打小闹。

      比如聂政。

      《中国古代刺客小史》中曾言，“严遂是从两个方面打动了勇士：一是严遂乃诸侯卿相，却能礼贤下士，亲自拜会一个小小的屠夫；二是因为聂政‘未有大功可以称者。’”礼贤下士足以打动人，然而却不足以为此许下性命，甚至为不暴露其而自毁面目。更重要的，应是因其认为自己是“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聂政，“杀人避仇，与母、姊如齐，以屠为事”，一个逃避灾祸流浪此处的屠夫，日夜提心吊胆，对他而言保住性命已是天佑，何谈被人赏识。是故，此时严遂的到来于聂政而言，完全是意料之外，于是，他才会在母亲仙逝后为其许下性命。

      而他许下性命的方式，相比其他的刺客都要来的悲惨，来的刻骨铭心。也正是由于聂政死的过分惨绝人寰，反而疑点重重：他刺杀成功后，他“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古往今来，仅仅是咬舌，人都会因失血过多，疼痛致死。而聂政却能先挖出眼睛，割下脸皮后，继续剖开腹部，这样的叙说想必也是太史公将史实文学化了。

      然而不可否决的是，聂政必定是有自毁面目之举的。在《史记》中记载，他的姐姐聂荣在认尸时，表白聂政是为严遂而行刺，为保护姐姐聂荣而自毁面目。纵观全文易知，聂政为报恩于严遂而行刺，他断然是不愿暴露严遂的，所以其自毁面目绝不仅仅是为了聂荣，更是为了严遂。而姐姐聂荣也绝非无知之辈，所以，正如《中国刺客小史》中所说“恐怕这是太史公过于考虑文辞所造成的蛇足。反而是《战国策》中所记载的更为可信，聂荣并没有提到严仲子”。聂政一生的画龙点睛之笔，也正是这聂荣的认亲之举，作为牺牲者，聂政自然是万分不愿所保护之人主动暴露，而聂荣即便置自己于危险之境也要让聂政名留于世，不愿让弟弟成为乱葬岗上无人相认无人纪念的可怜之辈，这又是何等的勇气，而这勇气，归根到底，也是一个情字。后来，此类牺牲自我保全他人，而被保护者主动跳出的情节，也广为名流所用。想必是聂氏姐弟的炽烈之心的余温吧。

      比如豫让。

      一次“心动”，一次“马惊”，豫让如此两次暴露身份。由此，可见他报仇之心的强烈，同时也不禁感叹赵襄子武艺之非凡，唯有造诣高深到一定程度，才会有如此精确的感想，这与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论证有异曲同工之妙。正是因为胡适的文学修养炉火纯青，才可以精准的大胆假设，否则也只是不切实际的白日做梦而已；正是因为赵襄子的武学技艺高深莫测，才可如此精准的体察周遭一切，否则也只是神经过敏的被迫害妄想症罢了。

      豫让的故事读罢，多处令我不解，细思甚久，才知其中大意，那些看似出乎意料的，其实都是情理之中。

      为何豫让在第一次被发现之时主动承认是为行刺而来？这在旁观者看来对整个行刺之举极为不利，可在他眼中正好相反。他的行刺与其他人最大的不同便在于他没有任何的政治目的，纯粹为个人复仇而来。无人委托他，他也就不必为隐瞒其委托者的身份而说谎。并且他完全是为复仇而来，如果让赵襄子无知的死去，他复仇的目的其实并没有达到。何谓复仇？赵襄子先前以智伯头盖骨做酒壶尿壶，唯有与让其感受到同样的耻辱才可谓是真正的复仇，而绝不仅是刺杀赵襄子。所以，他需要让赵襄子知道他为谁而死。

      为何豫让要自毁面目为智伯报仇？。《中国刺客小史》中写道：“他立即投效智伯，尽管他并未展露什么超人身手，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用。”这与聂政甘愿自毁面目的原因相似：未表现什么超人的才华却被重用。豫让说，他们把我当普通人，我便以普通人的态度报答；智伯把我当国土，我便以国土的态度报答。于我等常人而言，豫让之言不无道理：一味地索取，或是一味地奉献，都不将长久。与人交往乃是照镜之事，如何待他人，他人便也会如何回报。对友人的情义，不同之人有不同之体悟与表现，而豫让对智伯之“义”则是体现在他拒绝以苦肉计行刺，不愿怀二心而侍一君，在他看来，为旧主而屠新主是极为不道义的。这也衬得要离以苦肉计，玩尽心机刺杀庆忌是如此的不堪。

      历史长河奔流不绝，太多的重情重义之士沉没于底，而聂政等人之所以为人讴歌千百年，自是有其缘由。

      聂政并非政客，也并无搅弄京都风云之意，他此番举动不过是为了严遂知遇之恩，他与严遂之间并非“忠”之情，更是“义”之情。对于这一“义”字，他给出了最震古烁今的解释。许下的性命，并非是因此被杀也在所不惜，而是愿自刎献出生命以保其万全。那些宁死不屈、不叛变、不卖国之人已为我辈敬仰万分，而聂政自毁面目自绝性命，不留下一丝痕迹更是令人叹服。而豫让之举更是与争权夺利之事无干，简简单单的复仇二字便足以解释。然而，在这“复仇”的背后又是多少情思在作祟？知遇之恩义，让失君之痛数次发酵，这番痛楚盖过了一切，他决绝离家，他涂漆毁容，他吞炭变声，他为了复仇可谓是放弃了一切，这还不足以解释这份情义在他心中之分量吗？他不过是凭一己血肉之躯，践一血的诺言。即使是未必真是存在的曹沫劫持，虽然其劫持缘由众说纷纭，有赞扬其为国家利益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也有猜测此乃他屡战屡败后的挽尊之举，无论出于何者，最终源头皆为鲁庄公。因为鲁庄公对他的赏识，他才位高至此，所以，为国献身只因这是鲁庄公的国，挽尊只因不想让鲁庄公失望。

      古时刺客皆是侠客，侠义之辈，荆轲、专诸等人也无不如此，这几大刺客身上无一不烙着一个“义”字。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啊。这些年，我们将三纲五常批判得体无完肤，更认为 “君为臣纲”乃愚钝之举，而这些刺客却将其演绎得感天动地，将“君为臣纲”化作知遇之大义。我们常言饮水思源，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们如此这般又有何不妥呢？

      在这样一个鸟为食亡、人为财死的时代，妄图寻得有当年刺客之大义的可能，已是微乎其微，在三纲五常成为众矢之的之时，我们也应放下弓弩，回过头来，看看那些已消逝的义气风骨，看看那些白虹贯日之后的沧海桑田。

刺客故事：他们不是所谓的“雇佣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