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的人大抵任性，但任性的人未必是天真，可能只是幼稚和放纵。
天真的人热爱自由，恒久地保有一颗赤子之心，敬畏天地自然，寄情山水之间。
一颗天真的心和一颗卓越的政治头脑总是难以共存。所以仕途对一颗天真的心来说，往往只是一些必要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却不是他们适宜的归宿。
因为它们最终的命运是要在文学艺术思想的天空熠熠生辉，为的是给人类的心灵指引方向。
比如李白和苏轼，该是历史的天空最耀眼的两颗星星，一个出现在大唐盛世，一个出现在即将没落的北宋中末期。
与他们在文学艺术上的巨大成就相比，他们在政治上的作为，确实是显的黯淡无光。李白是一贯“天子呼来不上船”、“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任性洒脱，也就只有大唐那般开明盛世才容得下他这份狂傲吧。
而苏轼就没那么好运气了，他所在的北宋中后期，朝廷日渐昏聩，新旧党斗争激烈。尽管苏轼一生都没有放弃政治，放弃忧国忧民之心，但他后半辈子几乎一直在贬谪的路上颠沛流离。好在，众所周知，东坡居士是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他在生命最后一年，从被贬之地詹州乘船渡海返回途中时，说出“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临死前两个月，写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詹州”，以此表达自己对人生际遇无常的旷达磊落之情。
所以后人恐诸如这类璀璨的巨星在现实仕途中必深感失落，实则全然不是。因为政治的目的仅是为所在历史朝代的民生福祉服务，为王朝的政权服务。但这类人的灵魂却是要超越时代桎梏，遨游于广阔时空，为整个民族的心灵发展服务的，必不会也不能囿于现实的泥沼之中。
就好像印度伟大的诗人泰戈尔在一句诗中所说的那样，“当鸟儿的翅膀镶上黄金时，它们就飞不起来了”。也好比《庄子•秋水》之《惠子相梁》中，庄子所描述的那只鸟儿一样：“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
鸟儿的灵魂本来就在天空，非要用黄金栓住翅膀把他们拽下来，与行尸走肉又有何分别？鹓鶵怎么可能会愿意放弃自己原本广阔而纯净的世界，而去和猫头鹰争抢一块腐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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