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下中国诗歌的最大困境在于过度迷信西方现代派诗歌。
事实上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诗歌就表现出难以为继的特征。西方诗歌总体上而言崇信“人之初，性本恶。”古希腊诗人非但不能针砭时弊，匡正得失，相反会纵情沉溺其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使得作为著名哲学家、诗人的柏拉图深感失望，因此柏拉图会在其《理想国》一书中主张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后世人认为柏拉图时代是一个诗歌逊位于哲学的时代，所以柏拉图才会对诗歌如是深恶痛绝。个人认为这一说法尚值得商榷。哲学的真正发展与诗歌创作应该是相得益彰的。譬如与柏拉图相同时期的著名哲学家孔子，不仅亲力亲为编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而且还留下了“不读诗，无以言”的千古佳话。要知道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同样也是中国哲学空前繁荣的时期。柏拉图所以主张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更多彰显出西方诗歌与生俱来的一种致命缺陷。
在中世纪长达近千年的时间里，除了宗教诗而外西方诗歌更几乎未取得什么像样的成就，史称中世纪黑暗时代，这更说明了西方诗歌的巨大缺憾。
随着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西方传统诗歌才有了再生之可能。这一可能性随着西方浪漫主义运动的不断深入渐入高潮。
然而就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犹兴盛之时，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却看到了浪漫主义诗歌的重大缺陷：那就是过度的直抒胸臆，使得西方诗歌简直一览无余，缺少张力。借助于其名著《恶之花》，西方诗歌开始了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创作方法，是谓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
然而就我个人意见来说，《恶之花》这部煌煌巨著最为成功者却是其颇为传统的融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甚至现实主义为一体的那部分诗篇。至于其试图以丑为美，化丑为美的那部分诗作事实上并不怎么成功，甚至是徒劳的。这是我们只要抛开其现代主义鼻祖的光环便不难发现的事实，诸如有种文学创作方法叫做“先抑后扬”，问题是如果诗作抑制得过度，甚至逾越其质的规定性，嗣后无论作者怎样“扬”都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譬如作者试图因为一具臭烘烘的狗的尸体中而发见爱情之伟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会让读者，尤其是深受古诗之优良传统熏陶的中国读者感到不可思议。因此，与其说这部诗歌预示着现代主义之发端，还不如说这部诗集更彰显的是传统文学的成功。作为最初的现代主义诗人，为充分地吸引读者计，恐怕不得不在其创作中融入更多的传统主义的创作色彩。
然而就西方诗歌而言，由于在诗歌主旨方面信奉的是“人之初，性本恶”；在创作方法上更多的承载直抒胸臆之滥觞，这使得西方传统诗歌再没有可供发展的空间，西方诗人不得不不同传统诗歌不断切割，同“真、善、美”日益背离。其文学创作越来越背离读者，走上一条精英化的道路，诗歌创作越来越向恶相妥协，最终甚至形成了存在主义文学。所谓“存在即合理”，其潜台词在于恶的存在倒是先天性的，合理的；善之存在却是后天性的，值得怀疑的。因此，一个存在主义者会同时哀叹“他人即地狱”。这充分显示了存在主义哲学的矛盾性，既然“存在即合理”，那么“他人即是上帝”，怎么可能“他人即地狱”呢？“他人即地狱”，充分反映了存在主义哲学荒腔走板的悖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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