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得到书信之后，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文帝六年，淮南王刘长被文帝派来的使者召到了长安，称其欲谋反。
这件事的蹊跷之处有不少，比如谋反的物证只是有辇车四十乘，未免略少，又比如，刘长轻易地就被从国内传唤到了长安，兵不血刃，乖乖就范，怎么也不像有谋反的意图。
只不过这时解释已属无用，朝廷既然认定你有谋反之心，剩下的就只是如何处置的问题了。
其时汉朝廷的丞相由周勃、到陈平、再到灌婴，皆已去世，现任者是张苍，也是汉初军功集团的一员。尽管文帝有意换血洗牌，但丞相一职仍然按照汉初不成文的规定，以军功和资历相继，开国功臣的影响尚未完全褪去。
丞相张苍与典客、宗正、廷尉等人商议过之后，上奏认为：刘长所犯不轨，依律当斩。
文帝默默看了，表示不认可，令丞相等在列侯、二千石官员中进行一次更大范围的讨论。
文帝的这种态度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对于淮南王谋反一事，文帝或许心虚，否则依法处决，何需犹豫。第二，文帝可能害怕悠悠之口，对其兄弟相残之事进行议论。
于是第二次的讨论，增加到了四十三人，形成了更民主的看法，一致认为应该维持原判，处死刘长。
文帝慎重考虑后，下了最终结论：赦免刘长死罪，剥夺他淮南王的爵位，将其迁徙到蜀郡严道（大约在今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允许其母亲和子女，以及十名宠幸的美人跟随。每天给予肉五斤、酒二斗。但是全程刘长必须被关在辎车之内，由沿途的各县负责转运接送。
当初骄纵强横的淮南王，高祖刘邦的幼子，被囚禁着，踏上了入蜀之路。
至于文帝为何一再地赦免其死罪，顾惜自己的声名可能是一大原因。而为什么群臣又一再坚持要处决，孙家洲先生在《西汉朝廷“大洗牌”》中的一段话或许可以作为参考。
“朝廷审案官员表现出来的立场，那种对刘长深恶痛绝的态度，也可能来自对汉文帝内心真实想法的准确捕捉和领会。‘恶人’由群臣来做，‘仁厚君王’的美名留给皇帝，本来就是君臣政治游戏的常规。”
对于文帝处置淮南王刘长的方法，群臣自然皆承旨而行。但有一人提出了不同看法，这个人是一向善于直谏的袁盎。
袁盎对文帝说：“淮南王有今天，陛下不无关系。”
文帝奇怪地问道：“这是为何？”
袁盎道：“若不是陛下纵容，又不早在淮南国任命严厉的国相监督他，淮南王又怎会落到这个地步？”
《左传》中有一名篇《郑伯克段于鄢》，讲的是郑庄公有意放纵弟弟，任其予取予求，养其罪恶，最终将其杀死。袁盎此意，是说文帝对付幼弟刘长的办法，其实和郑庄公一样。
文帝听了默不作声。
袁盎又道：“淮南王性格刚烈，陛下现在以如此暴虐的方法处置他，臣担心一路上有个闪失，王因此而死，陛下就将背上‘杀弟’之名。”
他这番话几乎句句戳中文帝的心思，文帝只好尴尬地道：“我只是让他吃点苦受点教训，很快就让他回来。”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袁盎所料，自小就富贵登顶的刘长无法忍受从诸侯王到阶下囚的身份转变，不堪凌辱，很快绝食而死。
消息传到京城，文帝形容悲伤，大哭着对袁盎道：“我不听足下劝告，再也见不到我的弟弟了。”
袁盎道：“这是淮南王自己做的决定，陛下请不要过分自责。”
文帝紧接着又问道：“现在我该怎么办？”
此话一出，说明文帝的确还是非常计较和在意“杀弟”之恶评的。
袁盎也知道文帝好名、要面子，于是道：“陛下请宽心，你曾有三件事情，足以德高千古、流芳百世，不会因为淮南王的事情就毁掉英名的。”
文帝一听，来了兴趣，问道：“哦，是哪三件事情，说来听听呢？”
袁盎道：“陛下还在任代王时，太后凤体不安，患病三年，陛下眼不合拢、衣不解体，日日悉心照料，太医所进汤药，陛下都要亲口品尝、试过冷热才喂太后服下。孔子门下曾参，以布衣身份都觉得此事甚难，而陛下贵为诸侯，亲身示范，远胜曾参。此是第一件事。”
文帝听了心喜问：“那第二件呢？”
袁盎道：“当初诛吕用事被诛杀后，功臣在朝中专制，但是陛下以区区六人，奔驰千里，亲临不测之深渊，敢入极险之虎穴，就算是战国时著名的孟贲和夏育，勇毅也远不及陛下。此是第二件事。”
文帝越听越喜，忙不迭问：“第三件事是什么？”
袁盎道：“陛下当时在代王府邸即位前，曾五次拒绝接受天子之位，古之贤士许由，让天下也不过一次，陛下又胜过许由无数。此是第三件事。陛下三件事，既孝、又勇、且廉，因此臣以为足以德高千古，流芳百世。淮南王之死，是陛下想要磨炼他意志，促使其改过而已，不必太过忧虑。”
“盎曰：‘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过曾参远矣。诸吕用事，大臣颛制，然陛下从代乘六乘传，驰不测渊，虽贲、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乡让天子者三，南乡让天子者再。夫许由一让，陛下五以天下让，过许由四矣。且陛下迁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过，有司宿卫不谨，故病死。’于是上乃解。”——《汉书 袁盎晁错传》
袁盎这一连串的奉承宽慰，文帝心中才彻底放下心来，问道：“那此事现在该如何处置。”
袁盎道：“当初是丞相、御史等人审理此案的，可以将他们斩首以谢天下。”
袁盎虽以直谏闻名，也是一位内心果狠、轻杀之人。
当然，朝中大员是杀不得的，于是文帝最终下令处斩了沿途各县没有好好给刘长提供食物的接待员，又以列侯的规格将刘长好好安葬，设置三十户人家为其守冢。两年之后，文帝怀着愧疚之心，分封刘长四子为列侯。
尽管如此，民间对此事的反应还是超出了袁盎和文帝的预期。再四年后，文帝听到民间流传着一首歌谣：
“一尺布，尚可缝。
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相容！”
文帝长叹道：“当初尧舜放逐自己骨肉，周公诛杀兄弟管蔡，天下人都称颂他们圣明，不以私害公。为什么到我，却如此说我呢，是不是以为我贪淮南之地啊？”追尊其为淮南厉王。
再四年后，将淮南故地一分为三，分封给刘长的三名儿子各自为王。
终文帝后半生，似乎都在极力修补“杀弟”这件事给他带来的恶评。
以上便是截止文帝六年，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叛乱之事。无论真叛或假叛，都说明一个问题，在文帝眼中，诸侯王都是一个对汉朝廷的巨大威胁。他绝对不能坐视其实力越来越强、威胁越来越大，必须找到更好的办法解决隐患。
贾谊对此提出的方针，即“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其实很有些逆反操作的意思：怕诸侯王，却不采用减少诸侯王的办法，而是反其道行之，增加诸侯王的数量。
具体来说，即是建立相关制度，每一个诸侯王的土地，将来要拆开分封给他的子孙们。如果诸侯王不执行，不但违背制度，还造成父子、兄弟矛盾。如果执行，该诸侯国就将被自己的子孙们越拆分越多，但每个人得到的封地越变越小，实力自然也相应削弱。而且，诸侯王的子孙们一出生就知道自己可以被封为王，心态也就更平和，不容易滋生欲求不满的抱怨。朝廷也就不用再动辄兴兵讨伐。这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精髓之处。他看上去是一道关怀子孙的普惠政策，实际上却是强本弱末的集权手段。
“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贾谊《治安策》
文帝十六年，将齐国一分为六，淮南一分为三，即是在此理念下的削弱诸侯王操作。
“文帝思贾生之言，乃分齐为六国，尽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而分淮南为三国，尽立厉王三子以王之。”——《汉书 贾谊传》
贾谊的各种策略尽管都被证明了既有远见，也有实效，但在贾谊生前，汉文帝并没有全盘接受，马上实行。如同前面所说：此时的汉朝如同一个久病多病之体，各种矛盾牵一发而动全身，究竟应该先抓住哪个主要矛盾来治，需要谨慎考虑，绝不能操之过急。汉文帝和他的亲信班子，正如当初接受功臣邀请即位时一样，是一届谨慎得不能再谨慎的政府。贾谊在其中，显得略有些超前。
文帝三年，贾谊因不容于功臣集团，被早早地赶出长安，谪贬长沙，担任长沙王的太傅。长沙国位处南方，地候卑湿，基本不被汉朝廷视为中原之国。它的第一代国王吴芮，受刘邦所封。在刘邦消灭韩信、臧荼等异姓王时，唯独吴芮和他的长沙国幸存了下来，这说明在天子眼里，这个地方相当于一块鸡肋。贾谊被谪贬到此处，无异于流放。
孤独的天才神情抑郁地徘徊在湘江水边，想起一百年前同样报国无门、不为所用而投汨罗江赴死的三闾大夫，写下一篇《吊屈原赋》，借凭吊先人大吐不遇之悲，称没有知己，只能像凤凰和神龙一般，飘然逸去或深潜渊底，但假如骐骥也被束缚，又和普通的犬羊何异，横绝江湖的巨鲸一旦出水，最终也只能落得被蝼蚁叮咬撕碎的命运。
“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缩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使骐骥可得系羁兮，岂云异夫犬羊！……横江湖之鱣鲸兮，固将制于蚁蝼。”——贾谊《吊屈原赋》
文帝对于贾生的谪贬，是对功臣集团的妥协而无奈为之。为了顺利完成对他们的打压，暂时牺牲一个年轻人的仕途。文帝的打算是，后面再慢慢寻找机会，一步步让贾生回归朝廷。
文帝六年，汉朝廷政局基本已定，“列侯之国”政策推行有序，绛侯周勃经历牢狱之灾已畏首畏尾，对军队有极大影响力的灌婴已身故，当初对帝位有威胁的齐王三兄弟均已过世，嚣张跋扈的淮南王刘长也绝食而死，帝国基本牢牢地被文帝掌控在手里，文帝想起了千里之外被委屈流放的天才，于是把贾生召到长安，两人在未央宫宣室里有过一番彻夜长谈。
这一夜，文帝仔仔细细问了一些有关鬼神的事，贾谊也原原本本作了解答。
李商隐有名句曰：“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即指此事。
但这一夜应该并非只聊这个话题，因为在长谈之后，文帝忍不住感叹道：“好久没见贾生，我以为自己的见识已经超过他了，现在才知道并没有。”
“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
这一年文帝将贾谊任命为小儿子梁怀王的太傅，离长安更近了一步，不时地遣使向他咨询国事。而鞭辟入里、字字珠玑的《治安策》就写在这一年，贾谊仿佛又看到了一展才华、实现抱负的希望。
五年后的文帝十一年，梁怀王不幸堕马而死。贾谊作为王师，认为是自己保护不周，内疚自责不已，“哭泣岁余”，一年后终于在忧伤中死去。
西汉末年的大学问家刘向、刘歆父子评论贾谊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
但三十三岁的天才，至死也未能回到向往的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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