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从贾谊对时势的分析和提出的对策来看，无疑其是一位不世出的天才。他的《过秦论》、《论积贮疏》、《治安策》等策论，无一不是传世名作。
又由于锋芒毕露、孤傲疏狂的性格，他不怕在策论中揭穿当世存在的问题，他不仅要说，还要直截了当说，要直陈其弊、直指其短。
比如针对物资匮乏，他说：汉之为汉，快四十年了，还有老百姓为吃不饱饭卖儿卖女，“民不足而可治者……未之尝闻”，民穷而能国安，我从来没听说过。
针对诸侯坐大，他反问：朝廷是身体，诸侯王国是四肢。现在腿已经跟腰那么粗了，指头已经跟大腿那么肿了，身体还吃得消吗？
针对匈奴威胁，他讽刺道：匈奴之众，不过如汉朝一个大县人数，以天下之众被一县威胁，我为主事者感到羞愧。
如此不一而足。
贾谊倒也不是只说问题，不出对策。他抛出问题，正是为了提供可行方案。
比如，他建议文帝鼓励百姓尽量放弃“末技”，而进行农业生产，认为这是立国之本。
这一条应是深得文帝之心的，二年正月，文帝曾亲自在“籍田”中带头耕作，为百姓示范作榜样。农业社会里，耕作和纺织是关乎民生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帝王不仅要制定各种鼓励耕作和纺织的政策，有时还要亲自耕田、皇后亲自采桑，虽然只是一种仪式，形式大于内容，但它是一种“重农”的导向，为的是告诉百姓，千万不能忽略这两件根本大事。
“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贾谊《论积贮疏》
特别是在物质基础相对贫弱的时代，食物和衣服这些生活资料，基本就是最底层百姓劳动和手工获得，所以一个男子不耕种，一个女子不纺织，就会有人因此忍饥受寒。
同时，粮食储备还是国力的象征、应急的需要。
贾谊说：假如没有足够的储粮，国家不幸发生两三千里的旱情，该拿什么来救灾？突然边境有敌情传来，要调动数千百万的军队，该拿什么来周济。因此他认为：粮食是国家之命脉。
“不幸有方两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千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战则胜。”——贾谊《论积贮疏》
贾谊又建议：要尽快恢复等级礼仪制度，使各个阶层的人安于本分，恢复上下井然的秩序。
“礼制”是儒家思想核心。不过这个礼，并非现代人所理解的“有礼貌”，这是把概念狭隘化了。“礼制”是一整套社会运行的规则，建立在几个基本前提上。首先，必须承认人是不平等的，被划分成不同等级的；其次，每个人都安守自己等级的本分。在这样的基础上，礼制规定了每个等级的生活标准和行为规范。
比如一个人死去，对死的委婉表达就必须体现身份等级。帝、后等死去才能叫“崩”，诸侯王死去只能叫“薨”。
再比如按照《周礼》，天子之坟，可以高三仞，植松树；诸侯的坟只能是一半高，植柏树；卿大夫坟高八尺，植药草。
再比如，天子的舞蹈队可以用八八六十四人，称之为“八佾”。诸侯王则要相应减少。孔子曾看到鲁国的卿大夫在家中使用八佾舞，认为这种事是绝不可饶恕的。“八佾舞于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
因此，“礼不下庶人”的意思，即是“礼制”它某种程度上所指内容为生活标准，到庶民这一阶层，忙于劳作，既无精力、也无财力去提相应标准，因此不必为他们另行设置规范。并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庶人不需要讲礼貌”的意思。
司马迁对周人创作“礼制”的意义，解释得较为透彻直白，称是为了控制人的欲望，使其和自己身份所可以获得的财富所匹配。
“使欲不穷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史记 礼书》
当一个人使用超过自己身份的标准时，说明他的欲望膨胀了，这种行为叫做“僭越”。儒家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阶层中大多数人都开始僭越，这就是礼制崩塌了。这些人会因为欲望的膨胀以下犯上，破坏尊卑有序的关系。
所谓的“尊卑有序”，自然是一种不符合现代意识的观念。然而在古代囿于时代限制，却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共识，也是他们极力维护的平衡。
为此，贾谊甚至可以为牢狱中的周勃说话。
他对周勃受到的凌辱表示很不认可。他说：谚语云：投鼠忌器。即使是打老鼠，也要顾忌别损坏老鼠旁边的器物。假如把天子比作器物，王侯、三公，这些人就是天子身边的老鼠。如果犯有过失，可以废除他的爵位、官职，可以赐他自尽。但是如果把他捆绑着投入大牢，令小小的官吏也可以随便鞭笞、辱骂他们，就会让更底层的百姓觉得，是不是有一天我也可以凌驾于王侯、三公之上。再甚，就会进一步怀疑，是不是天子的身份其实也没那么尊贵。因此，肉刑是不可以施加在贵族大夫身上的，只可以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过失，选择自裁。这就是“刑不上大夫”之义。
“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緤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贾谊《治安策》
贾谊又建议：不能一味靠和亲来怀柔匈奴，而应该恩威并施，甚至毛遂自荐，希望亲自来施行这一计划、解决这一大患。
对匈奴的外交方面，暂且按下不表，留待后说。
最显贾谊远见和策略的，是他针对诸侯王威胁，而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
文帝时，实力较强的诸侯王国，仍有齐、楚、吴、淮南等。汉朝廷和诸侯王的关系十分敏感且紧张。虽然文帝一上台就给诛吕之变定性，宣布自己是合法即位的。但诸侯王肚子里都明白，你的皇位来路并不太正。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那种方式，摇身一变成为天子。而事实上，大的诸侯王国，无论是疆域、地利、财富，均有一定资本堪与汉朝廷叫板。假如一直缺乏合适有效的制裁手段，则只能坐视诸侯王不断增长野心和实力，迟早必反，不过是“强者先反、弱者后反”的时间问题罢了。
贾谊提出这一对策，正是因为文帝朝，已经有先后两名诸侯王，死于谋反。
我们先回忆一下两名旧人，即诛吕之变中的关键人物，齐王刘襄之二弟三弟：朱虚侯刘章、东弁侯刘兴居。
这两人在政变之中，积极活跃，刘章力杀吕氏第一人相国吕产，刘兴居则主动为文帝入主而清宫。然而，这两人起初的起事动机，是拥齐王为帝。这一错误的政治路线成为了文帝心中抹不去的阴影，也成为了主宰他们命运的永远黑点。
文帝登基以后，很快如约兑现了对各个利益集团的承诺，周勃、灌婴等人都得到了想要的结果，唯独刘章、刘兴居，起初只获得了食邑和金银赏赐。特别是刘章，以首杀吕产之功，竟然只增加食邑两千户，金千斤。这离当初功臣承诺他们的赵王、梁王之位，相差未免太大。
刘章和刘兴居二人的失落和抱怨，可想而知。
拖了足足有一年多之后，文帝才在二年三月，封二人为王。但文帝此招也极为阴狠，他绝口不提赵国、梁国两地，而是把齐国当中挖了两块出来，一块封刘章为城阳王，一块封刘兴居为济北王。即相对安抚了二人情绪，又把当初在京城中掀起动乱的关键人物赶离身边，同时削减了齐国疆域，一石三鸟。
齐王刘襄早在文帝元年就已死，刘章在封为城阳王后一年也死去，等于说，文帝即位后三年内，齐国三兄弟就已死了两位，且刘章只有二十四岁。这样正中文帝心意的巧合，难免让人有阴谋论的想法。但既无实据和旁证，就不做猜测了。
独活下来的三弟刘兴居，心中既满是怨恨，又惴惴不安。
文帝三年的五月，一个边境警报传到长安，匈奴右贤王违背汉匈两国的约定，率领一批人马，入侵黄河南岸的上郡，四处抢掠、残杀居民。文帝震怒，派其时已升任丞相的老将灌婴，率车骑八万五千人，前往反击。同时，文帝自己也带着人马，紧随其后。
七月，刘兴居听说天子亲自北上亲征，认为这是个百年难遇之良机，瞬间发兵谋反，准备西取荥阳要地。
刘兴居没有料到的是，汉与匈奴之战早早就结束了，文帝从容不迫调动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回头征讨叛乱。刘兴居之叛，本就是临时仓促之计，本身也并无作战经验，仅支撑了一个月便兵败自杀。
自此，除周勃之外，文帝的另一处心头大患被完美解决。
除了刘兴居，另一个叛乱的则是淮南王刘长。当初政变之后，拥立的三个计划分别是齐王、淮南王、文帝。齐王兄弟三人已死，淮南王也叛了，你说巧不巧。
刘长性格刚烈，力能扛鼎。其时，高祖刘邦的儿子，只剩下文帝和他二人。文帝以血缘之亲，某种程度上也颇想依赖他，成为自己在外的屏藩，因此处处都尽量宽容待他。而刘长则仗着文帝之宠，常常共同乘坐御辇，一起进入上林苑打猎，行为更加放肆跋扈。
跋扈到什么程度呢？
有一日，刘长特意去拜访审食其，审食其慌忙出来迎接，刘长拿出随身带的铁锤，当场将其砸死，令随从砍下他的首级。审食其的家人侍从楞在那里，见是文帝的宠弟行凶，均不敢上前阻拦，眼睁睁看着刘长从容地坐车疾驰而去。
刘长随后脱光上衣去向文帝请罪，他知道这件事只要文帝那里能过关即可，因此早就准备好了一番说辞。
刘长道：“皇兄，审食其有三罪当死。臣的母亲昔日因事下狱，审食其有能力通融于吕后，却见死不救，此是一罪。赵王如意和戚姬母子无罪，吕后杀之，审食其又见死不救，此是二罪。吕后分封诸吕为王，危及刘氏宗庙，审食其身为宠臣而不劝谏，此是三罪。臣为母报仇，也为天下除贼，故明知有罪而行之，虽死无憾。”
这三条理由，实际分析起来，除了第一条为母报仇还算说得过去，后面两条基本没有任何说服力。赵王如意和戚姬之死，已过去至少十多年，哪有现在来报之理。何况都知道是出自吕后旨意，以当时吕后之雷霆威权以及对赵王母子的怨恨，谁敢劝谏？其罪怎么能归到审食其头上呢？刘长本身也是吕后带大的，情同亲生，你自己为什么不劝一劝呢？至于第三条，审食其虽然亲吕后，但在诛吕之变中，却投向功臣集团，他之不死，必经文帝和功臣们首肯，你公然将其杀死，等于是违背了文帝和功臣当初的决定，更不能成为必杀审食其之理由。
文帝这次仍然选择了宽恕他。刘长一看这样都没事，回到淮南国之后则变本加厉，不用汉法，出入称警跸，各种仪式制度都用上了天子的标准。按照我们前面说的，这在古代就是突破礼制，称之为“僭越”。
文帝此时心中已经非常不满。因为刘长的跋扈，开始影响到宫中大部分人的情绪，包括薄太后和太子。
“当是时，自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厉王。”——《汉书 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如果只是让大臣害怕，文帝还能忍，毕竟刘长的跋扈是因为自己的宠任，大臣们怕刘长，实质是怕自己。但如果连太后和太子都害怕，那就说明已经越线了，可能有危及政权的潜在隐患。
文帝思来想去，决定先让舅舅薄昭以家人的身份好好劝说刘长一番。如果刘长可以迷途知返，则既往不咎。
在这封信里，薄昭列数刘长肆意违法的事实，比如诸侯国的国相和二千石官员，按照法律应该由中央任命，但刘长将其驱逐，自行选拔任用等等。然后归纳了不孝、不贤、不谊、不顺、无礼、不仁、不智、不祥八大过错，告诉刘长，文帝已经对你非常优容宽待。
紧接着，薄昭又列举古今历史上，圣人圣主为了大义大局，杀死自己有罪的兄弟的典故，比如周公诛管叔、齐桓公诛公子纠、文帝诛刘兴居等等，以警示刘长不要一味仗着皇兄的宠爱，再放任自流。
最后，薄昭甚至帮刘长拟好了谢罪书，告诉他，你只要这样写，向文帝请罪就可以了：“臣幼年不幸，早失父母，自小孤苦。吕氏擅权之时，日日忧惧畏死，唯恐朝不保夕。及陛下登基即位，臣又恃恩骄纵，多行不轨。追念往日过错，臣诚惶诚恐，伏地待诛，不敢再起。”
这封信，前半部分言辞犀利，不留情面，直戳刘长痛处，后面又支招，明确告诉他应该怎么办，虽是出自薄昭之笔，却明白无误地传达的是文帝的旨意。
文帝的态度已经非常清晰了，他想告诉刘长的是：你的行为无论是从道德还是法理上来说，都已经越界太多了。我有足够的理由可以像杀掉管叔、刘兴居那样杀掉你，但看在兄弟的情面，我还是愿意给你一个台阶下。让薄昭而不是别人给你写信，就是希望在家人内部来消化此事。你只要按照给你拟定的请罪书写一封，主动认错，也给所有人一个交代，并从此收敛，今后我们兄弟就相安无事。否则别怪我依法治罪，绝不留情。
“大王昆弟欢欣于上，群臣皆得延寿于下；上下得宜，海内常安。愿孰计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祸如发矢，不可追已。”——薄昭《与淮南王书》
最后几语，警告的口气已经非常严重。希望刘长“疾行之”，赶快照我说的认罪，只要有一点点迟疑，大祸就将像离弦之箭一样，降临到你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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