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苏轼的《贾谊论》，立论新异，发人所未发。历史上多为贾谊的怀才不遇而悲慨，而申斥文帝误才之庸。刘长卿在《长沙过贾谊宅》诗中曰：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诗人为贾谊悲苦命运而忧愤。
苏轼则认为贾谊的悲剧产生的缘由是：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不能等待有利的机遇，也不知结交大臣以图取信于朝廷，也不能忍受暂时的曲折。从贾谊自身的角度解读其之所以悲，见解透辟，显示了苏轼深刻独到的眼光。
周勃、灌婴为开国功臣，与文帝情同骨肉，而贾谊则不过是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贾谊此时宜“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正所谓“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
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却又“萦纡郁闷”，“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此“不善处穷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苏轼认为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
当年孔子“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 。“君子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
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己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之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
苏轼举孔子、孟子的例子，证明二人“善处穷”，“志大量大”，才识兼备，真所谓“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能有所忍，然后可以就大事。”
今天我们常常说要在困境中待一会儿，就是这个道理，人要善处穷，遇上逆境，不能像贾谊一样过于悲伤，苏轼后来经历“乌台诗案”，虽九死一生，依然旷达乐观，我想这与他对贾谊的人生特质的剖析有极大的关系吧。苏轼真如孔子、孟子一样：推行自己政见“如此其勤”，待其君“如此其厚也”，爱其身“如此其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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