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人格

当你问自己“我是谁”的时候，你恰好问了一个人格心理学家提出的基本问题。人格心理学家们力图揭示那些使每个人独一无二的人格特征，并确定这些人格特征的起源。当行为科学家谈到人格的时候，他们通常指的是那些相对稳定的、具有跨情境和跨时间一致性的品质。也就是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会每天、每周发生改变，而且常常是每年甚至数十年都不会改变。相反，你的某些基本的人格特征是恒定且可预测的。在心理学历史上，心理学家已经提出几百种人格理论。其中绝大多数理论模型都引发了很多讨论和争论，人们并不清楚这些模型是否真正测量了个体之间的重要差异。当然，经反复验证，有一些因素能够可靠地预测某些特定行为。这些因素就是本章所要讨论的重点。

第一篇文章讨论的是朱立安·罗特（Julian Rotter）的著名研究，它主要关注的是人们对生活中控制点的看法。一些人相信他们的生活是被外部因素所左右的，比如命运或运气，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的生活是被内部因素所操控的，即他们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一个人关于外部或内部控制的信念品质已被证明是反映个人人格特征的一种具有一致性和重要性的因素。接下来的文章是关于桑德拉·贝姆（Sandra Bem）在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该研究颠覆了我们对于性别这一人格同一性的基本成分的看法。第三篇文章所介绍的研究影响广泛：该研究率先确定了所谓的“A型”与“B型”人格，以及这两种类型的人有什么根本差别。有很多原因能说明这些差别的重要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A型”个体可能更容易患冠心病。你还会读到一篇在心理学各领域颇具影响力的研究。该研究提醒我们必须把人类行为放在某种文化背景下加以考虑。这篇研究探讨了哈里·川迪斯（Harry Triandis）的工作，他在过去三十年间，经仔细探索构建了令人信服的理论，即认为我们可以将大多数人类社会划分为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两种。这种看似单一（尽管肯定不简单）的维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文化背景对于个体的人格特质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研究25 你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吗

Rotter, J.B.(1966).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80，1-28.

你的行为后果是由你本人控制，还是由外在力量所左右？请你思考一下下面这些问题：当某种好事发生在你身上时，你认为这是实至名归的呢还是运气所致？而当某种不好的事情发生时，你会觉得这是由于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呢还是把它归结于命运？这一问题可以用更正式的心理学术语表述如下：你相信在你的行为选择及其后果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吗？

作为心理学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行为主义者之一，朱利安·罗特认为个体在某些事件原因的归因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当人们把自己的行为后果归结为运气、命运或是他人力量的影响时，表明他们持有罗特所说的外控点（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的信念；与之相反，如果人们把行为后果归因于自己的选择和人格，则他们就具有一种内控点（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的信念。在他这篇于1966年完成并被频繁引用的论文中，罗特解释说：“一个人看待事件的内外倾向是决定我们是怎样的人的基本因素，而且这可以用社会学习理论加以解释。”

在社会学习理论看来，一个人在从婴儿成长为儿童的这段时间内，会受到某种形式的奖赏或强化而习得一些特定情境中的行为。这种强化增加了儿童的预期，认为某种特定行为将产生某些他们想要的奖赏。这种预期形成之后，取消强化将导致预期渐渐消退。因此，有时人们认为强化与行为是相关联的，有时却不是这样（参见研究11中斯金纳对关联性问题的讨论）。随着儿童的成长，一些儿童经常感受到其行为与强化的直接联系，而对其他儿童而言，结果似乎并非由其自身的行为所导致。罗特称，个体所有的具体学习经历使其对强化是内控还是外控而形成了一种总体预期。

罗特写道：“随着在文化上将情境类分为社会决定型情境和技能决定型情境，这些总体预期将导致行为的特征差异，并进而在特定条件下，演变为个体差异。”（P.2）换言之，你已经习惯于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做内控或外控的解释，这将影响到将来你在几乎所有情境中的行为。罗特坚信，不论是外控还是内控，你对控制点的解释始终是你个性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你人格的一部分。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你认为自己是内控的还是外控的？罗特试图研究人们在这一维度上的差异，当然他不只是简单地对被试进行询问，而是编制了一套用以测量个体的控制点的测验。一旦测量出人们的这种特征，就能进而研究该人格特征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了。

理论假设

罗特打算在他的研究中证明两个要点：首先，他预言可以研发一个测验，可靠地测量出个体在生活中归因的内控或外控倾向的程度；其次，他假设人们在同一情境中对强化原因的解释将呈现出稳定的个体差异。罗特计划通过比较“内控者”和“外控者”在各种情境中的行为来验证他的假设。

方法

罗特设计了一个包括一系列成对陈述句的量表。每对句子中包括一句反映内控点的陈述句和一句反映外控点的陈述句。给被试的指导语是：“从每一对陈述句中挑选出一个句子，它所描述的情况必须是你认为自己在身临其境时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即你一定要选择那个对你来说更真实的陈述句，而不要选择你认为应当选择或希望它成为事实的陈述句。”这是一种对个人信念的测量，回答显然没有对或错之分（P.26）。该测验采用迫选的回答方式，即迫使被试在每对陈述句中选择其中一句，既不能不选，也不能两个都选。

罗特的这一测量工具几经修订和改进。早期的量表包括60对陈述句，但经过各种信度和效度的检验后，量表的条目被精简到23项。为了掩盖该测验的真正目的，后又加入了6个补充项目。因为如果被试能够猜到测验想要测量的内容，他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自己的回答以求“表现得更好”，所以在心理学测验中常常用到类似的补充项目。

罗特称他的测验为I-E量表（“I”指的是Internal，内控；“E”指的是External，外控），这也是如今该测验广为人知的名称。表7—1列出了一些取自I-E量表的样题，以及补充项目的样题。如果你仔细看一下这些项目，就会相当清楚哪些陈述句反映内控倾向，哪些陈述句反映外控倾向。罗特声称他的测验所测量的是一个人的人格特征中内控或外控的程度。

罗特接下来要做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就是证明他可以用内—外控人格特征准确预测人们在特定情境中的行为。为此，罗特报告了几项研究（由他本人和其他人共同完成）来考查被试在I-E量表的得分与他们在各种生活事件中的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表明，I-E得分与人们在很多不同情境中的行为都存在显著相关，例如赌博、政治活动、劝说、吸烟、成就动机以及从众倾向等。

表7—1 罗特I-E量表的样题和填充项目

结果

下面我们对罗特在该领域研究中的早期发现做一简要总结（完整讨论以及参考文献参见原文第19-24页的）。

赌博

罗特研究了赌博行为与控制点的关系。研究发现，经I-E量表测得的内控型个体倾向于对“有把握的事情”下赌注，且相对于小概率事件而言，他们更喜欢中等概率；相反，外控型个体更愿意在风险较大的赌博中下更多的注。此外，外控型个体在下注时更倾向于采用被人们称为“赌徒谬论”的异常方式（例如，即使实际发生的概率不变，但还是认为某个很久没有出现的数字“应该”会出现，从而在这个数字上下更多的赌注）。

劝说

罗特引用了一项有趣的研究，该研究用I-E量表选取了两组学生，一组为高度内控者，另一组为高度外控者。两组被试对校园里的男生联谊会和女生联谊会大体上持相似的态度。主试要求两组被试劝说其他的学生改变对上述组织的看法。结果发现，内控组被试比外控组被试做得更为成功。相反地，另外一些研究发现内控型被试更不愿在态度方面受他人的影响。

吸烟

内控倾向似乎与自律存在相关。罗特提及的两项研究均发现：（a）吸烟者比不吸烟者更倾向于外控；（b）那些在1966年烟盒上出现有关吸烟危害健康的警示之后，成功戒烟的个体更多地倾向于内控，尽管不论是内控型个体，还是外控型个体，他们都相信这种警示是正确的。

成就动机

如果你相信自己的行动决定着自己的成就，那么从逻辑上讲，你应该比那些认为成功更多取决于命运的人有更强的成就动机。罗特对1000名高中生所做的研究表明，I-E量表中的内控得分与成就动机存在正相关。这些成就动机的指标包括上大学的计划、用于做家庭作业的时间、父母对子女的在校表现的感兴趣程度，等等。这些与成就动机有关的因素更可能从具有内控倾向的学生身上发现。

从众

罗特引用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所做的从众实验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在该实验中，主试让被试处于一个大多数人都认可同一个不正确答案的情况下，以判断被试的从众行为（参见研究38中阿希的从众实验）。主试允许被试对他们判断的正确性下赌注（钱由实验者提供）。在这样的条件下，与外控倾向的被试相比，那些具有内控倾向的被试更少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而且当他们的判断与大多数人相反时，他们下的赌注更多。

讨论

罗特在论文的讨论部分提出了人们在内外控维度上存在个体差异的可能原因。他引用了多项研究指出，内、外控倾向的形成可能有三种潜在来源：文化差异、社会经济水平的差异以及父母养育方式的差异。

有一项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文化间，个体的控制点倾向存在一些差异。在美国的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中，主试比较了三个不同的群体，即印第安人后裔、墨西哥裔美国人和白种人。结果发现，一般而言，那些具有印第安血统的个体最具外控倾向，而白种人最具内控倾向，墨西哥裔美国人在I-E量表上的得分介于二者之间。以上结果与被试的社会经济水平无关，表明在控制点方面具有种族差异。

罗特还引用了一些早期实验的研究结果，这些结果表明，即便在某一特定的文化中，控制点的倾向也与个体的社会经济水平有关。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个体具有更大程度的外控倾向。

父母的养育方式被罗特视为是个体习得内、外控倾向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虽然他当时并没有拿出用以支持该论断的研究证据，但他认为父母在教养孩子时所采取的奖励和惩罚的方式若常与孩子的表现不一致，或是让人难以捉摸，那么这将会导致孩子形成外控的倾向（稍后我们将对此问题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罗特总结了他的研究结果后指出，研究结果的一致性可以让我们得出如下结论：控制点是一种在各种情境中一贯发挥作用的可界定的个体特征。而且，个体的内外控维度对行为的影响是使不同的人在面对同一情境时采取不同的行动。此外，罗特声称控制点可以进行测量，而且I-E量表正是测量这一指标的有效工具。

罗特作出了如下假设，那些具有内控倾向的个体（如那些坚信自己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较那些具有外控倾向的个体更可能会：（a）为了改进自己将来在一些类似情境中的行为而尽力从该情境中获取更多信息；（b）更主动地改变和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c）更加看重成就和内在技能；（d）更能抵御他人的影响。

后续研究

自罗特编制了I-E量表以来，已有数百项研究检验了控制点与各种行为之间的关系。以下便是我们对这些涉及林林总总的人类行为的研究所作的简要介绍。

在1966年的论文中，罗特谈到了控制点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从那时起，许多其他的研究也做了相同的检验。在一篇对控制点研究的综述论文中，斯特里克兰（Strickland，1978）发现，内控型个体一般对自己的健康更加负责，且更可能采取健康的行为方式（如不吸烟以及养成更合理的营养搭配习惯等），而且在实际生活中更关心如何避免意外事故。顺便提及的是，研究已经发现内控型个体一般应激水平较低，而且很少患有与压力相关的疾病。

罗特关于教养方式与控制点存在相关的假设已经得到了部分验证。有研究表明，那些具有内控倾向的孩子的父母更有爱心，对孩子采取前后一致的、更加公正的奖惩约束，且更加注意教导孩子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具有外控倾向的孩子的父母，则更加专制和严厉，且不给孩子更多的自律空间（对这些发现的讨论参见Davis & Phares，1969）。

一项颇具吸引力的研究证明，控制点的概念有可能预示着社会性问题或灾难性问题。西姆斯和鲍曼（Sims & Baumann，1972）运用罗特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在亚拉巴马州死于龙卷风的人数会大大多于伊利诺伊州。这些研究者注意到：美国南部由龙卷风造成的死亡人数是中西部的5倍，进而他们着手追根溯源。他们一一排除了与物理因素有关的解释，如龙卷风的强度及严重程度（事实上，发生在伊利诺伊州的龙卷风更为严重），龙卷风发生的时段（在这两个地区夜间发生的龙卷风次数相等）、商用和民用房屋的建筑类型（这两个地区都采用了相似的建筑技术）以及安全警报系统的质量（即使是在两个地区都没有安装警报系统之前，亚拉巴马州的死亡率也更高）。

排除了所有明显的环境因素之后，西姆斯和鲍曼认为差别可能源于心理变量，并提出把控制点概念列为一种可能的影响因素。他们采用I-E量表的修订版测试了伊利诺伊州和亚拉巴马州四个县的居民，这四个县经历过类似由龙卷风引起的死亡事件。他们发现，亚拉巴马州人的回答比伊利诺伊州人的回答具有更加明显的外控倾向。循着这一发现，并结合当地居民面临龙卷风时的行为及对他们对问卷中有关项目回答的分析，研究者得出了如下结论：内控倾向使个体在面临龙卷风时能存活下来（如内控者关注新闻广播或者会提醒其他人注意危险）。这是由于他们坚信自己的行为在改变事件的后果上能发挥作用。在该研究中，亚拉巴马人被视为“更缺乏自信，更缺乏采取有效行动的信心。……这些资料……为我们提供了颇具启发性的证据，那就是人格特征在决定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质量中发挥着多么积极的作用”（Sims & Baumann，1972年，P.1391）。

近期应用

自从该篇论文在1966年发表以来，如果说已有几百项研究借鉴了罗特的“控制点”理论，那么这一数字也可能大大低估了实际情况。事实上，可能有几千项这样的研究！罗特的理论受到了广泛的信赖，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人们对内、外控人格维度的影响及效度的广泛认可。下面是曾引用过罗特开创性工作的大量新近研究中的一部分代表。

通常，当我们讨论罗特对控制点的研究时，一个随之而来的话题便是被试的宗教信仰问题。很多有宗教信仰的人相信，有时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上帝，不仅符合他们的心愿，而且是合适之举。然而，根据罗特的理论，此举将预示着一种具有消极意义的外控倾向。不久前，有人在《心理学与宗教》（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Religion）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阐述这一论题（Welton，et al.，1996）。研究者使用多种控制点量表和分量表分别评估了被试的内控点水平、知觉到的受有影响力的其他人控制的水平、受运气和上帝控制的信念等。结果发现，在“受上帝控制”维度上得分较高的个体身上也发现了与内控型有关的一些优点。作者认为，如果一个人经罗特量表测量具有外控倾向，但这种外部力量被认为是一种对至高无上的神灵（如上帝）的强烈信仰，那么他也就不太可能陷入由外控倾向带来的一些典型问题（如无助感、抑郁、低水平的成就动机、缺少谋求改变现状的动机等）。

控制点的概念与个体对自己是否有选择权的感知有很大关联。事实上，“有选择”会增加人们（尤其是内控型个体）的控制感。有一项研究综合了多种手段，包括动物研究、人类临床研究、神经成像（例如fMRI研究，见研究23）。该项研究的结果表明，人类对控制感的渴望不是后天习得的，而是一种进化得来的生存机制，是通过基因传递下来的（Leotti et al.，2010）。作者指出，如果没有“能做选择”（可产生最好结果的选择）的信念，我们将不会有任何动力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包括有助于使我们保持健康和远离危险的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你自由选择的权利（控制事情的能力）被剥夺时，常会产生一些病理性的结果，从明显的绝望到极端的生气和攻击。

另一方面，大量重要的跨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罗特关于控制点这一人格维度的概念。例如，一项俄罗斯的研究考察了俄罗斯和美国大学生的控制点倾向以及他们对右翼独裁主义的态度（D’yakonova & Yurtaikin，2000）。结果显示，在美国学生中，较高水平的内控倾向与独裁主义有正相关，但在俄罗斯大学生中却并不存在这种关系。另一项借助罗特的I-E量表所进行的跨文化研究测查了在高度迷信的集体主义文化中癌症病人的心理调适状况（Sun & Stewar，2000）。有趣的是，该研究的结果表明，“即便是在一种具有超自然信仰的文化中，病人的内控倾向于与其进行的调适也有正相关，而外控倾向则与调适有负相关”（P.177）。引证罗特研究的领域除了上面已讨论过的这些之外，还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控制与衰老问题、分娩方法、预期应激的应对方式、环境中噪音的影响、学术成就、白领犯罪、成年和儿童的酗酒问题、对儿童的性骚扰、自然灾害后的心理健康、避孕药的使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以及艾滋病的预防研究，等等。

结论

内、外控制点维度已作为人格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组成部分被人们广泛接受，它对预测众多情境中的行为起到了有价值的启示作用。之所以称之为“相对稳定”，是因为一个人的控制点在特定的环境中可以改变。那些具有外控倾向的人，由于在工作中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和责任而常常向内控转变。而那些具有内控倾向的人在面对巨大压力和不确定性时，也可能会转向外控。而且，如果有机会，个体能够通过学习来提高内控水平。

隐含在罗特的控制点概念中的一个假设是，内控水平高的人们可以更好地自我调控并适应生活。尽管大多数研究都证明了这一假设，但罗特在其后期的著作中告诫我们说（参见罗特，1975），每个人特别是内控水平高的人，必须更加关注周围的环境。如果一个人打算改变一种不可能改变的情境的话，那么挫折、沮丧和抑郁很可能随之而来。当存在于个体以外的力量确实控制着行为的后果时，最现实也是最健康的行为方式是采取外控制点的态度。

Davis, W., & Phares, E.(1969).Parental antecedents of internal-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Psychological Reports, 24, 427-436.

D’yakonova, N., & Yurtaikin, V.(2000).An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in Russia and in the USA: Value orientation and locus of control.Voprosy Psikhologii, 4, 51-61.

Leotti, L., Iyengar, S., & Ochsner, K.(2010).Bron to choose: The origins and value of the need for control.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14(10), 457-463

Rotter, J.(1975).Some problems and misconceptions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 of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reinforcement.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3, 56-67.

Sims, J., & Baumann, D.(1972).The tornado threat: Coping styles in the North and South.Science，176，1386-1392.

Strickland, B.(1977).Internal-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In T.Blass (Ed.), Personality variables in social behavior.Hillsdale, NJ: Erlbaum.

Sun, L., & Stewart, S.(2000).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to cancer in a collective cultur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5(5)，177-185.

Welton, G., Adkins, A., Ingle, S., & Dixon, W.(1996).God control—The 4th dimension.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24(1)，1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