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中国西北的身影，走遍四川、陕西、青海、内蒙古等多个省份，书中涉及西北地区政治、经济、历史、军事、宗教等多个方面，有力冲破了当时的新闻封锁，向社会传递出国民党统治下中国西北地区的真实境况。
彼时西北农村由于较偏远的地理位置，加之与中国其他地区有较大差异的日常生活及节日习俗，人们对西北地区存在一定的刻板印象。
真正使西北地区进入众人视线是蒋介石的“以西南为抗战阵地，以西北为建国基地”的政策，在东北沦陷、华北危机的背景下，西北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成了抗战胜利和民族复兴的关键，而与此相冲突的是西北农村凋敝的民生境况。
在《中国的西北角》内不乏有关于高利贷、“收款子”、“编保甲”等的描述，《宁夏民生的痛苦》更是点出自民国西北军进入后，富厚繁荣的宁夏地区迅速衰败的情况——“宁夏经十年来的变乱与剥削，民众之体力日坏，负担日中，收入日少，支出愈多，积至今日，渐有不能维持的形势”。范长江将其精辟概括为四点：农民的逃亡、高利贷的横行、粮食投机的普遍和重税制的厉行，事实上西北农村饱受摧残也归咎于此：鸦片的大量种植占据了大片土地，剩余土地不足以维持农民生计，地方军阀和吏治腐败，加之繁重的赋税和地方甲长的压迫，农民被迫背井离乡。
《中国的西北角》首先是旅游通讯，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旅游通讯记录作者的所见所闻，所写内容多为自然风光及风土人情，感情色彩较为浓厚，笔调较为生动。范长江笔下极好地呈现了中国西北地区的风貌，但也区别于一般的旅游通讯，有其独有的写作特色。
1、深厚的知识积累和优美的文笔
《中国的西北角》是集大成作，篇目大多以作者所到之地命名，每一处兼有全面的历史、地理介绍，环境的细致描写。
开篇之作《成都出发之前》首段便是一处比喻，将机会比作一位美丽的姑娘，交代先行兰州的原因，并详细描绘成都平原，“密迩”、“观瞻”、“雄踞”等用词可见文字功底，从近处的车篷和小沟至远处的青翠，皆融入作者的细致观察。
途径渭水时，美丽的自然风光也激发了范长江的记忆，秦岭北坡涧谷的皑皑白雪唤起“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感慨，讲述渭水流域的历史时，连引杜甫诗句，寻至渭水上游，看见流沙一片，又引“万里流沙道，西行过此门”……几乎每一处地方，范长江都能引诗作证他的环境描写。
历史、地理的介绍几乎占全书的一半之多，譬如至玉门关附近，范从汉武帝和匈奴的对抗、民族关系谈至敦煌历史遗迹，商业和交通情况，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和当今境况，似无所不知、无所不谈。
2、对存在问题的深入思考
《中国的西北角》中涉及的地区有许多少数民族，书中有大量少数民族的生活场景，除去一般的介绍，范长江还力图改变众人对西北地区的刻板印象。“东方的朋友常常轻侮的批评西北人，称其一切都落后，似乎不可以有为。而记者认为不当。东南人有东南人的长处，西北人有西北人的长处，人的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看环境如何，自己所得的训练不一样。”这也是他亲身经历后所得。
范长江对旅途中所见的问题也有许多深入的思考。过松潘见胡氏，见其家徒四壁，服饰简朴，范问其：“人生究竟为的什么？”对方避而不答，转谈部下的行为让范长江很疑惑，当时的范长江还未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结合他后来的作品和行为，也可以看出其思想的转变。
民族和宗教问题是他常常思考的，他认为我们的民族宗教政策应当更科学些，“确确实实的来解决彼此的痛苦，以谋共同的团结，似乎不能再用宗教的愚民政策，以自欺而害人”，对于少数民族受到的不平等的待遇，他主张“应痛彻铲除过去传统的民族歧视思想，重新以民族平等的精神，切切实实扶助国内各民族之经济、政治、文化的向上”。
3、超人的预见性和洞察力
对时事，范长江有过人的敏感性。洞察到西宁的军政大权逐渐转移到回族手上，他预测“如果西北发生了国际战争，或民族问题，西宁将远比现在重要”，面对青海军政私人化现象，他判断这样“与民争利”的政策，必然导致会使“民生日困，崩溃之危机愈近”，对各类不公现象，他也时常能窥见其中弊病，提出个人见解。
4、人文关怀色彩
通讯中时常可见民生凋敝场景，“财物被掠一空”、“生于离乱之世，不死于枪炮，亦丧于徭役”、“三尸横陈一塌”……《酒泉走向地狱中》一篇从标题就点出主要内容，集中描写了百姓的艰苦生活。越是大量的集中描写，越能看出范长江对百姓疾苦的深切同情，他也毫不掩饰这点，“悲痛之感”、“没有勇气经过”都可看出他直接的情感流露。
5、通俗化解释及细节
通讯语言是文言白话，不难懂，但大量信息也不易读，若是面向一般民众，则有一定的理解难度，而范长江也尽量通俗地解释了一些内容。譬如写松潘汉藏政权之争时，他以甲乙双方代表两方势力，叙述以短句居多，用简短话语写双方行为，生动描述当时场景。在描述地形时，也附上了手绘地图，使复杂的地形描述更加易懂。
尹韵公评价范长江时提到，有些人一会说“范长江‘有头脑、有作为、有勇气、有远见’，一会儿又说范长江不够成熟”，前文曾提及《中国的西北角》写于范长江思想未转变时期，作为一名政治中立的记者，仅实事求是地反映出西北民生情景。
作为旅游通讯，《中国的西北角》不尽然客观，范长江也时常流露出个人情感和思考，彼时《大公报》奉献“四不”原则，由此看范长江的文章，也做到了“不党、不卖、不私、不忙”，符合当时处于发展中的新闻专业主义，而本书的真实性又高于客观性，其最大价值就是真实传递西北一隅的境况。
黄远生认为新闻记者需有“四能”，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十月走遍四千多余里，克服众多困难，详尽写下中国西北角，于文中写下“记者本亦视生命如草芥之人，惟总觉得必须保持生命到能完全将观察所得报告给读者为止，始不负此一行”的范长江，无一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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