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书法和绘画,这三样国粹细想起来还真是国人眼中文人的标配,看看身边的,远处的,有名的,默默无闻的,老老少少的文人差不多都在有意无意走这个路子。
这三样东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吃力,甚至“浩首穷经”也不见得就能取得成就,正好相反,绝大多数人玩弄一辈子也往往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而已。
而这三样名满天下者,往往都不是主业,这很令人悲哀!比如历来为国人推崇的苏轼,其主业恐怕是行政工作。
诗词书法绘画不过是他抒发和宣泄情感的一种形式。行而上的说这三样是人在精神层面具有的一种类似宗教情怀的体现,是超越现实与自我困境的方式。
文人们乐此不疲往往是天下太平的体现,当人们在工作之余,吟诗作画再挥毫练字,这和普罗大众闲暇时在一起挖坑、喝啤酒、打麻将没什么区别。
但是仔细观察,这三样具有宗教般地位的艺术还真是老大帝国裹足不前潜在的深层原因,千年来,但凡有点文化的国人恐怕多数会沉浸在诗词书画书法中追求所谓的名士风度,在浅唱低吟中消磨时光而且还津津有味,有的人甚至在国破家亡中还能乐此不疲,从容雅致到让人匪夷所思,像文天祥,一个带兵打仗的人,打了一路败仗,仓皇中还写了一路诗,百忙中不忘结集出版,编出了被后世称道的《指南录》,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狼狈中风度潇洒。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曾说,当一个文化熟到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地把惊心动魄和刺激放在一边,而专注于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中去,类比诗词书画之于文化人,可谓一针见血。
由此,可发现这三样广泛流行的负作用是使人丧失血性,耗费生命时间,稀释社会其它方面创新的可能。
当一个人大半的精力浸淫在文字规则和细微的笔墨间而对其他无视的时候,关于生命生存物质的提高将永不可能。
这很有趣,中国的贵族是贵而诗词书法绘画,西洋的贵族则是贵而钻研,比如纳兰性德和牛顿,一个须眉男子沉在诗词间宛如病中黛玉,一个则钻研数理,奠定经典物理学基础。
以下是这两个人生命区间:
纳兰性德(1655年—1685年),牛顿(1643年—1727年),可知他们是同时代的人,前者是世袭的贵族,后者因为对科学的突出贡献被授予爵士。比较这两个人的生平和际遇也许还可找出所谓“李约瑟难题”的答案。诗词书画的文艺自娱精神和思考探索的科学求知精神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个人身世,而这两种不同显然来自于更大范围的社会精神的传承。纳兰曾是出入宫禁的带刀侍卫,按理应该是豪气冲天的男子,可偏偏他的内心世界温婉细腻比之林黛玉过之而无不及,以今天眼光视之,自是一奇葩。但纳兰的文艺自娱精神则是数千年来国人文艺传承地必然,而且越是社会黑暗,这种自娱精神越是发达。
牛顿所在的英帝国从社会环境而言和今天其实并无本质差别,牛顿经历了少年时代的求学,然后潜心于力学研究,最终成书《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其中阐述的运动三定律成为经典物理学的基础。此外在数学上他发现了二项式定理,为微积分创立作出了贡献,光学上提出了微粒学说。他的万有引力定律更是现代空天技术的基础。
恩格斯曾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不愁吃穿的贵族当然更有条件从事艺术和科学的研究,和西方贵族多从事哲学、科学研究不同,中国历代的达官显贵更热衷于诗词书画,有的以此纾解积郁,有的趋附风雅,把短短的人生消磨在诗酒文字之间,于是就有了今天东方西方的分野。有了纳兰和牛顿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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