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国藩日记一百一十八【716】2024-3-6（2）

读曾国藩日记一百一十八【716】2024-3-6（2）

原文

早饭后清理文件，与筱泉围棋一局。旋见客四次。久不接上海信，悬系之至。本日辰刻，接少荃十一、十六日二次信，但知青浦再为贼占，而又无实在打仗信息，尤为焦灼，坐卧不安。写沅甫信一，计七叶。

本日传候补人员言南、金茹晋、周甫文三人，令其手写履历，久候不能写毕，佚至中饭以后，始传入，与三人坐谈良久，申初散。清理文件甚多。续到少荃一信、韩正国一禀，知上海于廿一日大获胜仗，为之喜慰。见客一次。清理文件，至酉正毕。与幕府诸君鬯谈时事。夜清理文件，写册页二开。

时日，部文中见蒋琦龄所陈时政十二事，约计万余言，多可见之施行，文笔亦雅健畅达；末条请崇宋学而抑汉学，似与各条不类。

同治元年（1862）六月初二日

不赞成崇送学抑汉学

这一天的日记，曾氏提到蒋琦龄议论时政的务陈。对蒋的万言条陈，曾氏评价破高，但不满意他最后一条的“请崇宋学而抑汉学”。

所谓宋学，指宋代的性命义理之学，主要派别有朱熹的理学派，陆九渊、王守仁的心学派，叶适的永嘉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吕祖谦的金华学派等。所谓汉学，指的是汉代的考据训诂之学。清代乾隆嘉庆年代汉学兴盛，出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汉学家，被史册称为乾嘉学派。

崇宋还是崇汉，在清代学术界里一直有争议。曾氏在这种争议中主张调和。，他在咸丰十年八月致学者夏弢甫的信中说：“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

他称赞江永的《礼书纲目》、秦惠田的《五礼通考》可以打通汉宋二家的纠结，止息它们之间的争论。对于古代多个领域中的圣哲，他心目中有三十二人，其中属于汉学的有许慎、郑玄、杜预、马端临、顾炎武、秦惠田、姚鼐、王念孙，属于宋学的有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不管汉学也罢，宋学也罢，只要是这个学问中的顶尖人物，曾氏都视为圣哲，一律崇仰、不分轩轾、即便对门户之见严重的宋代理学各门派，曾氏也取同样的态度。曾纪泽说他的父亲“笃守程朱，不废陆王”。

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治学态度是非常可敬的。但是，从古至今，因为学术观点而导致对立甚至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似乎已成常态。这其实是不正常的，不应该的。为什么会这样？在古代，学术主张会与人的立身处世相联系，而近代以来，学术更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结合。于是乎，在学术上也是道不同而不相与谋了。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