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元节就要到了，这是一个与已故亲人“见面”的日子，我觉得去大街烧纸的方式并不好，回忆才是对亲人最好的纪念。
我父亲出生在山东省平阴县（济南西面）东阿镇姬庄村，在黄河南岸。我没去过，那里从地图上看，北面黄河对岸是曹植墓风景区，南面是东平湖风景区，该是个不错的地方。但是鲁西地区一直不如胶东半岛富裕，历史上更是贫穷。
我的爷爷和那时的很多山东人一样，在家乡无法生存，就推着三轮车，载着简单的用具和年幼的孩子，开始了闯关东。一家人，经天津、山海关，走走停停，一路向北走来。停留期间靠做豆腐、卖豆芽为生，是否打过短工、要过饭，是否坐过火车？我已不得而知。那时是1940年左右，正是战火纷飞的时代，一个贫苦农民经历的故事，曲折复杂，也大同小异。最后他们走到靠近黑龙江与俄罗斯边境的鹤岗市(那时叫兴山市)，给日本人挖煤，总算安定下来。
挖煤虽然危险而辛苦，但还是要比当农民强，好像爷爷积攒了一些钱回老家买了一些地，49年后就不得不放弃了，估计也放弃了回乡的念头。爷爷后来还置办了一挂马车，可能是用来跑运输。听父亲讲，爷爷就是在马车上，由于心脏病发作，死在了风雪交加的路上。
我的父亲是长子，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有四个弟弟。父亲先是在鹤岗参加工作，进入煤田地质勘探队，后来勘探队转移到了徐州。在徐州，经人介绍与母亲结婚成家。
爷爷去世时，父亲在徐州和母亲已经有了一双儿女：我的哥哥和大姐。在鹤岗，我的五叔才五岁，四叔大概八、九岁，二叔、三叔都已结婚，加上姑姑一家，好像都在一起过。而我的奶奶从小就耳聋（过去年代中耳炎就能致聋、沙眼就能致瞎——中医能治病都属扯淡），还有些糊涂。爷爷去世后，一大家人在一起，矛盾丛生，有些乱套。我的二叔给父亲写信，恳切地求我父亲快回来，说父亲再不回来，这个家就没法过了。父亲和二叔从小就感情深厚，于是横下心，放弃了徐州的工作，回到鹤岗，担起了大家庭的责任。那年父亲25岁，母亲22岁。
在父亲的主持下，这个家稳定下来，姑姑、二叔、三叔相继分家单过，四叔、五叔后来也在父母的帮助下结婚成家。我不太了解细节，分析起来这些过程中涉及的许多事都是需要有人做决断的。
我父亲能主持这个家，也得益于我母亲的性格和作风。
母亲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的郊区农村。村子的名字叫河村，应该属于铜山县，如今已被城市的扩张所覆盖，一条高速公路穿村而过。村子还在的时候，我去过一次，我当时被农民简陋的房屋所震惊：就是四面泥土墙，上面加一个盖，室内散放着床、桌、炉灶等所有的家什。东北的泥草房也很简陋，但由于取暖的需要，房屋里至少要有里外屋的划分，要有炉灶以及与其相连的火炕、火墙和最后的烟筒组成的结构。
据说姥爷原来是属于有土地的小地主，还当过一段保长。日本人、国民党、新四军，谁来了都要点头哈腰地对付一下。所谓小地主，按现在看，就是有土地、能勉强维持生活的纯农民。就是既不需要给别人打雇工，也没能力雇别人打工，自己种自己的地的那种。姥姥一双小脚，也要下地干农活。但是我姥爷按那时的标准，是一个不会过日子的人，还喜欢赌博（我的舅舅因此一辈子都痛恨赌博）。每当家里吃不上饭了、姥姥哭哭啼啼的时候，姥爷就不耐烦地说，哭什么哭？！然后昂然走出家门。不久，姥爷把吃的、用的都拿回来了。姥姥知道，姥爷又卖了一块地!
姥爷按东北话讲，是属于败家老爷们，但却获得一个意外好处----因为土地都卖没了，49年被评为贫农！
那时农民的孩子没人照看，大人耕作时，就把小孩放在田间地头。有时孩子哭着爬到大人身边，就再被放到地头，然后再慢慢爬，如此往复… …。
母亲上臂有一个很大的疤痕，是十多岁的时候，去山里遛花生（遛，就是在人家已经收获后的土地里寻找少量遗留的产物，比如遛土豆），被蛇咬了以后，得不到及时医治，化脓溃烂留下的。母亲说，那时胳臂腿磕破流血了，哪里有什么药？就是抓起地上的干土敷上！
母亲心胸大，不爱计较，按某种标准，就是有点“傻”。刚到这个家的时候，因为是大锅饭，干活总有个谁干的问题。那时，要把玉米用石磨碾成糊状，再摊煎饼。两个婶婶都说，一推磨头就晕，我母亲奇怪地说我怎么不头晕？于是这活都成了母亲的了。两个婶婶说挑水腰疼，我母亲说，我腰不疼，于是挑水的活也是我母亲的了。
很多时候，并不是母亲傻，而是一种责任。奶奶后来生活不能自理，一开始五个儿子家轮流赡养，但是在其他叔叔家，总是不断出现矛盾，出现矛盾，叔叔们就来我家诉苦。最后，父母决定不再轮流，奶奶就一直在我家，直到去世。后来父亲也得了脑血栓，母亲一人照顾两个病人，因为太不容易了，被评为市里的五好家庭，上了电视和报纸。
上电视和报纸，对我母亲来讲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作为一个认真敬业的街道居委会主任，母亲一直是区里的人大代表，还当过两届市人大代表。母亲当代表还是很能给老百姓办事的，给外来户落户口、维修公共厕所等解决群众困难的事，母亲找到有关部门，还是都给面子的。有些公益的事情，也是母亲出面解决，比如集资解决自来水的问题。从那件事，我才对群众的觉悟、百姓的算计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不易有所了解。
母亲那时当街道主任，什么都要管，邻里之间因为夹板障子、挖排水沟引起纠纷，夫妻打架，都来找母亲评理。母亲那时为夫妻劝架，就和黑龙江电台的叶文一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两边各骂一通，再劝一通，然后再撵家去。其实母亲说的什么并不要紧，那些人找到母亲只是为了倾诉或者找一个台阶和缓冲，大多数夫妻还是要凑合过。
有社会学家分析说，中国目前社会矛盾多，是缺少了过去乡村士绅阶层对秩序的维护作用。但是时代发展到今天，谁家有矛盾还去找德高望重的老人去评理？过去乡绅所掌握的道德伦理，早已不适应现代社会。
母亲经常给别人劝架，但她自己和父亲吵架时可是谁也劝不了的。母亲善良耿直、公正无私、心胸宽广，但也脾气火爆，认准一个理绝不妥协。母亲在我们家有句著名的话，就是“宁肯被打死，也不能被欺负死！”
小时候我就想，如果在革命年代，母亲会成为一个宁死不屈的女英雄。
有一件事可以证明母亲的强悍和泼辣。我家那时就住在小河（沟子）边上，有一次河水暴涨，把沿河的几排房屋淹了，这些房屋原本质量就差，被淹后更是岌岌可危。这些房屋产权属于矿里，母亲就去矿里找，找了多次也没解决。矿里人说，这事只有矿长能解决，但矿长可不好找，通常不在办公室坐着。母亲经过多方打听，找到矿长的家，在他家门口蹲守，在矿长出来准备上车的瞬间，母亲冲上去死死抓住矿长的胳臂不放。矿长说：“有话好好说，我跟你去现场看看，你跟我上车吧。”我母亲说：“上什么车！你就跟我走着去！”矿长一米八九的大个子，被一个一米五十多点的妇女拉拉扯扯地拽到了危房现场，这事儿想想挺有戏剧性。可能是房屋确实危险，也可能是矿长不想再被母亲抓住不放，矿长回去就安排人对危房进行了改造。加高了地基、翻盖了房屋。二三十户人家因此受益。
父母吵架的原因，我因为小不记得了。但是父母各自的缺点，回想起来，吵架也是难免。
我的父亲虽然在家是老大，但从小就比较懒，我的二叔很勤快，小时候替我父亲做了不少事，因此两人感情甚笃。三叔、五叔也都勤快。四叔和我父亲一样，比较懒，而且他的懒更体现在思想上，他的行为可以作为积极进取的反面例子，一生的所做作为和人生决断，都是在不断降低自己的需求，遇到一个台阶是上还是下，他都是毫无例外地选择下。
说远了，还说父母。父亲的懒，母亲说过一个例子。我二姐快要出生的时候，奶奶的房子住不下了，没有住房，单位也没有，领导对父亲说：“你自己盖一个吧，矿里的木材、水泥、石料等你随便用，用多少都行。”
在这样一个优惠条件下，我父亲却只搭了一个类似煤棚子（南方叫柴房）的小房。
我自己的体验就是，那时在矿区家家都有一些修理工具、机器零件之类的东西，用来做个手推车、冰爬犁什么的生活用具，而我家这些都没有，我自己想做点玩具，能用的东西十分匮乏，以至于到现在我看到各种新式工具还两眼放光。
而母亲也不属于贤妻良母。我母亲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母亲是最小的。可能是最小的原因吧，从小在田野里跑，不喜欢受约束，养成了性格倔强、直率坦荡、风风火火的性格，而我的舅舅和大姨都是细心体贴的人。母亲勤劳，却只喜欢做粗活，不喜欢在家做家务，尤其不善于针线活。那时穿的衣服都要自己做，母亲勉为其难，做出来的衣服，从小就让我在小朋友面前抬不起头，裤腿、袖口宽大漏风，颜色搭配混乱。直到大姐长大，我才穿上姐姐织的毛衣，才戴上姐姐做的正经棉手套。以前母亲做的手套都是形状怪异、与众不同。
我父亲思想较多、富于理想，然而现实让他无奈而烦躁。奶奶这一大家人需要他负责，回到鹤岗后又相继生了四个孩子，负担越来越重。我母亲粗线条的性格、不懂体贴，也不是他理想的妻子。而我母亲对父亲也不满意，一大家人都靠她来维持，孩子生病，父亲也不管，半夜送医院也是母亲自己去。等等。
仓廪实而知礼节，贫贱夫妻百事哀，那个时代，又有多少家庭欢乐温馨呢？
“民国最后一个才女”“中国最后的大家闺秀”张充和以102岁高龄去世，文化人纷纷著文纪念。有着显赫家世的美女、与众多民国名流的故事、传统文化的代表，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要我总结，就是一个美女，家里有钱，衣食无忧，有些高雅爱好，如此而已。张充和自己有句诗写到“三餐四次糊锅底，锅底糊为唱曲迷”，也是不爱做家务的人。有篇文章说她是玩了一辈子的乱世佳人，说到底，她有这个条件。
当然有条件玩的人，民国时期也很多，只是张允和玩的是文化，而且玩出了水平。有人评论，张允和是“被文化所化之人”。如今社会进步了，很多人都有条件读书、搞文化，但是，更多的人是被钱所化、被物所化。从这个角度，张允和被纪念、被宣扬也是应该的。
母亲在农村刚解放时念过几天夜校，认识了几百个字，这已经能让她应付在居委会的的工作，写介绍信、登记名单等等。我上大学时，母亲也能给我写简单的信，父亲写得要好一些，但因为懒不愿写。这些年母亲天天看报纸、看（听不清）新闻联播，关心国家大事，有时也会认真地对我说要好好工作，别犯错误。
母亲天性坦荡无私、积极乐观，乐于学习，假以某种条件，该是一个能成大事之人。
父亲一辈子有两个遗憾，一个是从徐州回来，在父亲的一生中，那是他最快乐的一段时光，那时孩子少，经济负担不大，还有姥爷、舅舅的亲情温暖。还有一个遗憾更早，更可以激发想象力。解放战争时期，临近中苏边境的兴山市是战略大后方，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东北电影制片厂也迁到鹤岗。父亲说有一个部队文工团就驻扎在我家不远的地方，父亲常去看热闹，跟那些人混的很熟，有时也参与一点小活。后来部队南下，他们要带我父亲走，但是我爷爷奶奶不同意，父亲那时才12岁，还没有离家闯天下的决断能力。父亲说，如果那时走，也算是老革命了。
然而历史从来不能假设。假设父母不要那么多孩子，后来的生活也不会那么困顿，同时也不会有我今天在这里敲打文字电影（我是第四个孩子），即使有另外的人敲打文字，内容也不是这个样子了。
即便是我自己，从鹤岗小城走出来后，一路上也是有无数岔道和选择，任何一个偶然因素，都会改变今天的我，以及今天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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