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看到那些呈梯状的小山包，注意的是人如何改变土地，把它变成了缀满令人炫目的石阶的水稻梯田；而中国人看到的是人，关注的是土地怎样改变了人。
学潮之后，我们国家决定在大学开展军训活动，让他们明白现实生活来之不易。
因为我的眼睛是淡褐色的——但学生们早就从书本上了解到，外国人的眼睛都是蓝色的。他们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多数中国人把这视作良性的发展，因为伴随着这些变革而来的是日渐提高的生活水平。不过，人们的思想中仍然潜藏着一种无声的恐惧。
那可不是那些身穿花格呢大衣的人笔下的马克思主义；
说到底，这才是最为诡异的地方，学生们学习并信奉共产主义，而自由市场却在校园里欣欣向荣。
那么多年，中国人处心积虑而又勤勤恳恳地摧毁了他们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不过，跟这种力量相伴而生的则是脆弱，因为它总要试图滥用伟大作家的这种力量。
这也更有可能是在这个极少外露感情的社会里的一种宣泄而已。不管怎么说，看他们的表演真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们的表演跟这出戏一样，几难辨认。而在我的眼里，这些学生和《哈姆雷特》全都焕然一新。
官方对于历史的态度依然一成不变。共产党理想化了太平天国这样的农民起义，即便在涪陵这样的偏僻之地，都在公园里树立了石达开石像。相反，这一场运动的某些方面已经慢慢消退——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对太平天国那非同寻常的基督教义只字未提，在类似涪陵这样的地方，很少有学生知道，洪秀全自认为是基督耶稣的天弟。不过，学生们都知道，他是个农民革命家。
一直到19世纪早期，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习汉语还被视为非法行为，因为私底下辅导年轻的英国人学习汉语而坐大牢甚至被砍头的中国人不在少数。
但是，有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对这些噪音和污染都无能为力。这就意味着，这两样东西要么很要紧、很烦人，要么就无足轻重。
这在中国的每一个自然景点已经成了俗套，自然界如果不跟人找到某种结合点就一无是处。一座山要么长得像什么，要么某人写过一首什么诗词，要么有过一个远古的传说，这一切都让岩石具有了生命。
如果人为修建的大坝破坏的是人为留下的刻痕，那可能也正是恰如其分的
几乎所有国外描述邓小平的文章中都会提到他在出席重要会议时大声吐痰。
中国人多数是农民，如果让他们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的话，非常危险，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说谎欺骗他们。中国还不适合那种做法。
至于谁先谁后，是先有制度还是先有人，却很难说清。
跟中国作家鲁迅的话十分相似：“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他的长处正是得益于他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
在当做神龛一样供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曾经居住过的窑洞门前，竟然可以听到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垂滴说”〔1〕，要了解这样的国家到底会面临怎样的挑战，我只字未提。
《爱我中华》是一首糟糕的歌曲，令人大倒胃口，但它跟电视台上播出的许许多多低劣音乐节目一样，有着要命的吸引力——我常常要耐着性子才能看到它的结尾。歌曲的结尾部分描述了身着传统服装的少数民族代表们站在长城之上，歌唱着他们如何地热爱中华。每次看到这里，我都在想：你们的中华修筑这道城墙，就是想把你们挡在外面啊。
我觉得是自由和文化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却是苦难和无知。
只要是跟土地打交道的，他们就称为“农民”，字面意思就是“务农的人”，翻译成英语就是“peasant”。从很多方面看，这样的翻译都很不精确，很容易让人回想起欧洲的封建时期，
这的确是一种偏见，但这样的偏见来自我们自身的经验。
也许今后的人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看法
这个节日的历史远远超过圣诞节，但它的庆祝方式已经被简化成了对着电视观看舞台表演，读着这样的作业，真是令我沮丧至极。
一些不成功的作家也在描写现实，可他们笔下的现实说穿了只是一个环境，是固定的，死去的现实，他们看不到人是怎样走过来的，也看不到怎样走去。当他们在描写斤斤计较的人物时，我们会感到作家本人也在斤斤计较，这样的作家是在写实在的作品，而不是现实的作品。
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要成为富豪圈的一员，你的财富必须有好几个零才算数，是正数还是负数都不打紧。
经过选择的例子对于任何有价值的概括来说从来就不是重要的证据。
邪恶没有实体，它不能占据你；正好相反，邪恶是一种不存在，是善的不存在。
当死亡比生命更有吸引力的时候，就值得去自杀。
好比说疯狂和邪恶是不是两种不同的实体？又或者是不是当我们不再了解毁灭的目的，就称之为疯狂？
他的前任上司莫勒替他指出过这一点：他恐惧的是自己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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