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叫《大国大民》，“大国”指的是中国，“大民”指的是中国人。
中国和中国人，这都是相当宏大的话题。要想驾驭这样的话题，作者当然要有了不起的见识。《大国大民》的作者正是这样一位见多识广的人。他叫王志纲，是国内知名的战略咨询专家。王志纲老师早年在新华社做过记者。从1985年到1994年，他在改革开放的第一线做宏观经济报道，见证了那个风潮涌动的时代。从1994年下半年起，王志纲老师下海经商，之后创办了战略咨询机构“智纲智库”。他曾经给碧桂园、茅台这些重量级的企业做过战略规划，也经手过西安皇城复兴、昆明世博会这类城市级的大项目。在做记者和策划人的这些年里，王志纲老师走遍了中国的土地。他和政界、商界的领袖们讨论城市和企业的走向。他也深入市井，体验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探索文化现象背后的历史根源。在《大国大民》这本书里，王志纲老师写下了他几十年来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观察，也对全国各地的发展战略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借助他的视野，我们不仅能看到当代中国的精彩，更能发觉历史和当下丰富的关联。
在这本书里，王志纲老师介绍了全国各地的山川、江河、历史、人文。不过在我看来，王志纲老师观察中国和中国人的视角才是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所在。在接下来的解读中，除了为你介绍各地的知识，我也会和你一起，体会作者剖析问题的角度。
好，下面我们开始。
第一部分
《大国大民》这本书，在结构上，分了十四章，每一章介绍中国的一个典型的地理单元。这些地理单元，有的是一个省份，比如，山东、安徽、浙江；也有的是比省份范围更广的地区，比如巴蜀地区和东北地区。
按照省份和地区来观察中国，这其实是一种比较难得的视角。提到“中国”这两个字，你可能会想到我们的国旗、国徽、国歌，也可能会想到“960多万平方公里”“14亿人口”这些抽象的数据；再不然，你可能会把视野收回到身边，你和你身边的人都说中文，吃中国的食物，过中国的传统节日。这其实就是我们理解中国最常用的两种视角：要么是通过抽象的符号，认识一个整体的中国；要么是通过具体的生命经验，认识一个身边的中国。在这两种视角中间，缺少了一个不远不近的视角，这就是在省份或者地区这样的颗粒度上来认识中国。提到省份和地区，大多数的人可能对自己的家乡还有所了解，但对中国其他的地方，就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了。
因为对其他的地方了解不多，全国各地的人彼此之间就可能产生误解。这种情况，你可能也碰到过。王志纲老师是贵州人，他刚上大学的时候，就有同学问他：“你是骑马上学的吗？”“你们那儿开垦荒地的时候，是不是还得烧掉一大片树林呢？”问得他又好气，又好笑。
这些同学倒没什么恶意。要是这种刻板印象里还掺杂了恶意，那就会演变成所谓的“地域黑”。地域黑当然是没什么道理的。因为一点点成见，就否定整个地区的人，这当然既不理智，也不礼貌。但在地域黑这个问题上，王志纲老师没有停留于表面的批判，而是做了一番精彩的分析。
王志纲老师梳理了全国各地的情况，他发现，被黑得最惨的是四个地方。这四个地方的朋友，听了别生气啊。这四种最常见的地域黑是：“河南骗子、安徽乞丐、苏北苦力、山东强盗”。这就有意思了。河南、安徽、苏北、山东，这四个地方在地图上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地域黑的重灾区在地理上会这么集中呢？
这个问题，放在今天，不好解释。但你回到历史上去看，情况就很清楚了。从周朝有明确记载的年代以来，将近三千年的时间里，黄河下游的河道就像一根没人看管的橡胶水管一样，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来回地摆动。这中间扫过的区域，大致就覆盖了河南的东部、安徽的北部、江苏的北部和山东的西南部。所以，这四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有一个统称，叫作“黄泛区”，也就是黄河泛滥的区域。
只要你知道这件事，再看地域黑的问题，就会有新的理解了。关于河南、安徽、苏北、山东的地域黑的说法，并不能说明当地的老百姓在品行上有什么问题。这些刻板印象真正反映出来的，是黄泛区的人民艰难的生存处境。自古以来，因为黄河改道造成的洪灾不计其数。这对农业社会里靠土地吃饭的老百姓来说，可是致命的打击。黄河一旦决口，一年到头的劳苦就会颗粒无收。很多本分的农民，为了活命，也不得不落草为寇，或是远走他乡，靠出卖体力换一条生路。这就有了“山东强盗”“苏北苦力”这样的说法。我们且不说这些刻板印象的荒谬之处，即便它们反映了某种历史的真相，这个真相的主题也是苦难和挣扎，值得我们用同情，而不是戏谑的眼光来重新审视。
分析到这一步，你已经可以看到，地域黑只是表面的现象，黄泛区才是背后的本质。那么，了解了这个本质，我们还能获得什么启发呢？按照王志纲老师的分析，“黄泛区”这个概念的背后，还藏着几个大问题的答案。
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讲，黄河泛滥带来的是灾难。但有个事实你不能否认：黄河可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啊。纵观世界四大古文明，每一个都诞生在大河流域。但这四大古文明的母亲河，性格各不相同。我们就拿古埃及和中国做个对比。古埃及的尼罗河也会泛滥，但泛滥的周期是固定的。而且，河水泛滥后，还会留下肥沃的土壤。古埃及人算准了尼罗河泛滥的时间，不仅不用担心财产被河水吞没，还能白白收获大片的良田。
相比之下，黄河可就没这么仁慈了。跟尼罗河比起来，黄河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极高的含沙量。河水泛滥过的地方，留下的不是良田，而是盐碱地。而且，黄河泛滥起来可没什么规律，古代的中国人数学再先进，也没法预测。如果说尼罗河是一位溺爱孩子的母亲，那黄河这位母亲的性格实在是喜怒无常，而且每一次发起火来，都有毁天灭地的气势。
这样的一条河为什么能孕育中华文明呢？因为，灾难的另一个名字是挑战，而文明正是迎着挑战诞生的。历史学界有这么一种说法：正是为了应对黄河的水患，中原大地上的先民们才结成了统一的国家。
这种说法你可能听过：在上古时代，治水是一项大工程，需要大规模的协作。大量的协作者需要一层一层地组织起来，国家的雏形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产生。中国古代大禹治水的神话，很可能就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不过，这种说法只说出了一半的真相。王志纲老师说，黄河的水患之所以能催生出大一统的国家，还有另外一层原因，这就是黄河会在黄泛区的各个政权之间形成一种“恐怖平衡”。
什么叫恐怖平衡呢？冷战期间，美苏两个大国围绕核武器形成的平衡，就是一种恐怖平衡。因为对立双方的手上都握着一张和对方同归于尽的底牌，双方反倒能冷静下来，达成一种默契的和平。王志纲老师说，中国早在春秋时代就形成过这样一种局面。只不过，那时候没有核武器，恐怖的来源是黄河的水患。
王志纲老师的这种说法是有史料支持的。成书于西汉年间的史书《春秋·公羊传》里记载，鲁僖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57年，齐桓公召集黄泛区的各路诸侯在阳谷这个地方会面。由齐桓公挑头，大家达成了一项协议：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在黄河上修建对邻国有害的工程；而且，一旦黄河决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阻碍粮食在各国之间流通。在那个时候，黄泛区的这些小国彼此之间未必是和平的关系，但大家都知道黄河的厉害。只要黄河水泛滥起来，那谁都活不了。在黄河这个巨大的挑战面前，各国之间的恩怨也只能让位于整个黄泛区的共同利益。王志纲老师认为，正是因为黄河的威胁催生出了黄泛区这个命运共同体，中原才会从分裂走向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泛区的老百姓的确历尽苦难，但苦难也始终是中国走向大一统的一个重要的原动力。黄泛区正是中华民族经受历练，走向成熟的地方。
黄泛区对中国的意义还不止于此。王志纲老师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猜想。他认为，除了催生出大一统的国家，黄泛区还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精神上的遗产。这个遗产就是道家思想。
这个猜想有实际的历史证据。道家的基本经典，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的《逍遥游》都诞生在黄泛区这片土地上。魏晋时期的嵇康、刘伶这些玄学大家也都是黄泛区的居民。从道理上讲，黄泛区和道家思想的关联也不难解释。黄泛区的自然环境极不稳定，农业生产始终受到水患的威胁，这会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引发兵乱。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人生无常，繁华速朽”是他们最直观的感受。那些古代的智者很可能就是因为受困于这样的现实环境，才悟出了超然世外的道家思想。
一种精神上的遗产一旦形成，它的辐射面就相当广了。《大国大民》这本书里讲了这么一件事：2008年汶川地震，有户人家妻子不幸遇难，丈夫就把妻子的遗体绑在背上，骑着摩托车带她回家。有人问这位丈夫，这是做什么呢？他说：“背婆娘。”背婆娘做什么呢？他说：“背回家去埋。”
当时，这个故事被记者报道出来，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这当然是件很悲伤的事，但更让人们觉得震撼的是，这位四川丈夫并没有表现出呼天抢地的悲痛，而是显得很平静。从他做的事情上来看，他对妻子显然是有真情义的，他的这种平静也绝对不是冷漠。那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在这样巨大的人生悲剧面前，还能坦然面对呢？
王志纲老师说，这位四川汉子的精神底层，有道家的色彩。巴蜀地区的文化受到了道家思想很深的影响。早在东汉时期，道教的祖师张道陵就在成都西部的鹤鸣山创立了天师道。这里至今都被奉为道教的源头。不过张道陵可不是四川人。他出生在黄泛区的沛国丰县，就在今天江苏省的西北角。按照王志纲老师的分析，这里正是道家思想兴起的地方。张道陵从小就熟读《道德经》，这可能也和他的成长环境有关系。发源于黄泛区的道家思想，经由张道陵这枚种子，千里迢迢地飘到巴蜀地区的鹤鸣山生根发芽，又在接下来的千百年间塑造了巴蜀人的精神世界。王志纲老师说，巴蜀人的精神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好享乐、尚自由、不畏死、不避祸。”意思是，他们能笑对生死，对人间的大悲苦既不恐惧，也不躲闪。而我们从道家思想的传播路径上来分析，巴蜀精神的根源，细究起来，还是要追溯到黄河这条喜怒无常的母亲河。
王志纲老师关于黄泛区的分析让我很受启发。以前提到地域黑这个问题，我只觉得那都是无聊的偏见。但是王志纲老师把这个问题接入了历史学和地理学这两个更大的结构。他在地图上找到了地域黑的集中区域，挖出了“黄泛区”这个更底层的逻辑，又从历史上找到了理解黄泛区的新视角。经过他的这番分析，地域黑就不再只是一个令人烦恼的浅薄话题。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有中国大一统的原动力，还有道家思想的根源。
第二部分
把问题接入更大的结构，这是一种发现新知识的方法。不过，除了运用大结构，王志纲老师还非常关注小细节。在《大国大民》这本书里，每当遇到各地的成语和俗语，他都会做一番仔细的推敲。这其实是民俗学家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中国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成语和俗语太多了，我们通常只是拿来就用，并不太追究词语原本的含义。但假如你仔细地做一番研究，就可能找到一些被我们忽略的有趣的知识。
比如，我们都知道有这么个词——夜郎自大，说的是汉朝的时候有个夜郎国，明明是个小国，但它的统治者很自大，以为自己统治的这片区域比整个汉朝都大。这个夜郎国大致在今天的贵州省内。作为贵州人，王志纲老师要为夜郎国喊一声冤。他去查了夜郎自大这件事最早的出处，在《史记》上，这件事是这么记载的：
滇王，也就是云南王，问汉朝的使者：“汉朝跟我们比，哪个大呢？”请注意，问这话的是滇王，可不是夜郎人。接下来，史书上提到夜郎的只有一句，六个字：“及夜郎侯，亦然。”就是说，夜郎的统治者也这样。但他具体有什么表现呢？史书上并没有说。
这么一看，事情就清楚了。且不说这些小国的统治者是不是真的自大，当年先问这话的可是云南王，而不是夜郎侯。但只是因为史书上这么一段简单的记载，“夜郎自大”这顶帽子就在贵州人头上扣了两千多年。其实，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也没有明着笑话这些小国。他只是简单地分析了几句，说这种情况是因为道路不通，云贵一带的人没怎么走出过大山，不了解汉朝的情况，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类似“夜郎自大”这样的冤案，在中国各地还有很多。比如，在湖南的郴州，有这么一句俗语：“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
你听这话就会觉得，郴州不是什么好地方。船也停了，马也死了，人还会得疟疾，打摆子，这是什么穷山恶水啊？但是王志纲老师去过一趟郴州，他发现，郴州真是一片好山好水，城市也很漂亮，完全不像这句俗语里描述的那样。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王志纲老师对这句俗语的根源做了一番调查。他发现，这句俗语的本意完全不是现代人理解的那样。恰恰相反，它说的其实是郴州古代的繁华景象。古代的郴州曾经是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所谓的“船到郴州止”，说的是顺湘江南下的客商，到了郴州，就从水路转陆路，下船骑马了。“马到郴州死”，说的是郴州贸易繁荣，马匹每天都要驮大量的货物，最后劳累而死。而“人到郴州打摆子”，说的也不是疟疾，而是郴州的船工和挑夫一年到头有忙不完的活儿，累得像打摆子一样。
王志纲老师为什么要这么仔细地推敲成语和俗语的原意呢？你可不要以为这只是为了找到有趣的谈资。王志纲老师做的是战略规划，他对一家企业、一座城市的文化面貌是非常敏感的。在他的眼里，这些成语和俗语都不只是街头巷尾的寻常言谈，而是极有价值的文化符号。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论断：做战略，就是找魂，找到一个地方的灵魂。“灵魂”这个词听起来好像虚无缥缈，难以把握。但其实，它往往就隐藏在短短几个字构成的文化符号里。这样的文化符号可以决定一家企业、一座城市未来几十年的走向。
文化符号这么重要，当然值得认真对待。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有不少城市都改过名字。王志纲老师认为，给城市改名要慎之又慎。因为城市的名字里往往蕴含着深厚的历史记忆，轻易改名，很可能会损害一座城市的文化价值。
王志纲老师最可惜的一座城市，是徽州。徽州古代的文明成就极高。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至今都是世界认识中国的一张重要的名片。中国古代的文房四宝：宣笔、徽墨、宣纸、歙（shè）砚，也都诞生在徽州一带。清代乾隆年间，四大徽班进京，这在京剧形成的历史上是标志性的事件。明清时代的徽商盛极一时，塑造了整个江南地区的商业文化。但就是徽州这么精彩的一座城市，在近几十年间突然把名字改成了“黄山市”。王志纲老师认为，黄山当然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但为了发展旅游，把“徽州”这个名字丢掉，实在是太可惜了。
徽州到底该不该改名，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做定论。但你从王志纲老师在这些问题上“较真儿”的态度，可以看出一个战略专家对文化符号的珍惜。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留下的像“徽州”这样的文化符号不计其数，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留心这样的文化符号，仔细地研究一下它们的历史根源，你可能会澄清一些误解，甚至是找到发展的机会。
第三部分
像这样字斟句酌地做研究，似乎是书斋里的老先生做的事情。但你读了这本书就会发现，王志纲老师身上没什么学究气，有的反倒是烟火气。
这种烟火气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对美食的着迷。王志纲老师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走街串巷，去发现当地的美食。他甚至吃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论。他说，有这么几样东西，他是绝对不会吃的：他不吃大规模的连锁店，尤其不吃酒店的早餐；不吃官方指定的名店；另外，只要一家店门口没有当地的老百姓排队，他就不吃。他相信，最鲜活的东西永远在民间。所以，真正好吃的东西都藏在城市的角角落落里，得靠爱吃的人自己去发现。
像这样走街串巷地探索美食，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用的观察城市的方法。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深度的体验，王志纲老师对全国各地的人文气质才会有更加准确的体察。
比如，他在书里说，要想认识武汉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他们“过早”。“过早”是武汉当地的说法，意思是吃早餐。武汉人吃早餐有个绝活儿，就是端着吃，一边走路一边吃。王志纲老师猜想，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热干面在武汉那么流行，因为面里没有汤汤水水，端着吃很方便。在王志纲老师看来，这种端着吃早餐的习惯很能反映出湖北的码头文化：大家做事都风风火火的，吃饭走路，两不耽误。而且，武汉的早餐还有个特点，就是特别便宜。码头文化也是这样，没什么做作的地方，最讲究的就是实惠。
像这样来自现实生活的观察，在书里还有很多。除了从吃东西上看出当地人的性格，王志纲老师在做记者和策划人的这些年里，还结识了全国各地的很多有趣的人，和他们发生过很多有趣的谈话。其中的一些也很能反映出一个地方的精神气质。
比如，提到山东，我们都有这么一些印象：一方面，这里是孔孟之乡，山东人可能是受到了儒家文化的熏陶，都比较忠厚老实；另一方面，山东人又很仗义，有侠客的风范，这背后可能又有《水浒传》的影响。这些关于山东人的印象都比较模糊，没有真实的人生经历来得鲜活。1990年代初，王志纲老师在新华社做记者的时候，采访过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有件事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位省委书记讲完了山东的基本情况，突然掏出一个小本子，对他说：“王记者啊，你看看这本子上的数据，这都是山东人忠厚仗义的证明啊！”王志纲老师接过来一看，本子里记的都是：中央警卫团里有多少山东人，国旗护卫队里有多少山东人，国家领导人的秘书和司机，有多少是山东人。堂堂的山东省委书记，居然这么在意这几个数字，还郑重其事地记在小本子里，这让王志纲老师很感动。山东人的忠厚仗义，在这件事上，他算是得到了明证。
在《大国大民》这本书里，像这样有意思的个人经历，王志纲老师还写了不少。我认为这多少能反映出他对待知识的态度。王志纲老师在很多场合都分析过“知识”这个词。他说，“知”是“知道”，“识”是“见识”。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知道得多未必有什么用，见识才是一个人最贵重的东西。那么，见识从哪里来呢？理论上得出来的东西，总要经过现实的检验。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经历，每时每刻的思索，都在解读中国这本大书。
结语
好，王志纲老师的《大国大民》这本书，我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美国有位汉学家叫白鲁恂，关于中国，他下过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说：“中国不是一个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而是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
王志纲老师认为，白鲁恂的这种说法抓住了中国的某种特质。中国的确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中国太大，中国人太多元，太复杂，超出了“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所能容纳的范畴，只能从“文明”的尺度上来加以理解。那么，我们该怎么从文明的尺度上来理解中国呢？
我想，这个问题至少对我们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文明的规模很大，这要求我们提高观察的颗粒度，对文明内部的每一个单元进行独立的分析。而另一方面，文明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需要我们把每一个具体的问题都接入历史、地理的大结构，在看到个性的同时也看到联系。在这两个方面，《大国大民》都作出了很好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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