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们按照提前的预约看了专家医生，他告诉我们，孩子预后不会像之前医生断言的那么差，只要坚持治疗，慢慢就会好转。听了这些话，多日奔波治疗的痛苦减少了许多，内心的信念也坚定起来。
随后的半月，我们一边看着病，一边像静所说的那样，抱着女儿去了天安门广场，去了故宫，瞻仰了烈士纪念碑，游了颐和园，甚至还参观了北大，看了鸟巢、水立方……
当走过了这些地方之后，我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心想，未来的日子无论是什么样子，梦想与追求还是要保留的。
那天晚上之后，静没有再来过我们住的旅馆，期间她打过两次电话，询问了治疗情况，说该过来看看的，但恰好老蔡不舒服，还要照看孩子，脱不开身。我们本就觉得给她找了麻烦，她不能来，倒是心安。电话里我告诉他好好照顾老蔡，照顾孩子，不必为我们挂心。
从北京回来，女儿开始试药，也渐渐地有了好转，和医生联系，他要求我们每个月必须面诊一次调药。
于是，我们开始了一个月一次的面诊，因为我和老公还要上班，又不放心正在上初中的儿子，于是每次都是提前预约，一般前一天晚上坐车，第二天上午到达，看了医生之后当天下午返程。中间时间很是紧张，再者也渐渐熟悉了医院的周边环境，每次去也就没有再打扰静。
这样，不知不觉到了元旦。又一次趁假期面诊，虽提前半个月，还是没有预定到平时坐的那班车，只好换乘。
记得那次是我独自一个人带女儿去面诊的，火车到达北京是凌晨5点多。当我推着婴儿车走出地铁口时，天还是灰蒙蒙的，没有大亮。我看看表，不到7点，女儿预约的是下午三点的面诊，中间还有六七个小时。站在地铁口昏黄的路灯下，看着几片枯叶在凛冽的寒风中打着旋儿跌跌撞撞，我突然也没了方向，不知道这几个小时带女儿去何处安身。
先去医院再说吧，我只能这样想。于是我掖掖盖在女儿身上的小被子，便推着她向医院走去。
一路上，寒风刺骨，早起的行人都包裹得严严实实，即便步履匆匆，看到我们也会侧头多看一眼。孩子受委屈了。我这样想着，加快了脚步。
走进门诊楼，挂号处已有许多人在排队，不过大厅里好歹有暖气。我抱着女儿排在了后面，去摸女儿的手时，发现小手冰凉。
上午8点半，交了挂号费，我心里松了口气，想找个地方坐下来歇一会儿，才突然发现，大厅里到处是人，男女老少，不同的口音。虽然都在极力压低声音说话，但还是一片嗡嗡声。大厅里有限的椅子上，坐着的人有的神情焦虑，有的精神萎靡，有的已经靠着椅子背睡着了……女儿在车上被晃了一夜，又被我左夹右抱了这一阵子，大概不舒服或者饿了，突然“哇哇”地哭起来，有人好心地给我让了椅子，我感激地道着谢坐下，但这样的环境，我觉得无法歇息与喂食。
女儿越哭越厉害，我一边给她填着饼干，一边脑子快速地转着，思考面诊之前去哪里比较合适。就在这时，我又想起了静。她家离这里不远，女儿需要休息，我一个人也不好照顾，在这举目无亲的地方，只能让她帮忙了。但我还是犹豫了一会儿，最终拨通了她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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