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谢民师书》是苏轼在贬谪儋州三年后，遇赦北归途中所写的一封回信，也是一篇关于文学创作的文论。写完此信的第二年（公元1101年），苏轼病逝于常州。文人暮年，很难壮心不已，但为文随处可见人生智慧。此信谈了三个方面的事：一是致谢，二是谈文章写作，三是回应题字问题。依次可归结为苏轼做人、做学问、做事的风格，对读书人，尤其是仕途中的读书人而言，颇有教益。
“谢谢”是最常用的汉语，也是有修养的表现，却难免有言不由衷、敷衍应对之嫌。─苏轼的一声“谢谢”却不简单。这是饱含血泪的感谢（感激），“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是多么辛酸的陈述哪。一代大文豪，官场失意，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还要遭遇如此的人情冷暖。亲朋旧友怕受祸星牵连，早已变成陌路之人，唯有素昧平生的你─广州推官谢民师，不惧“染污”，殷勤款待、虚心求教。我苏轼深知病源所在：“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刚正耿介之徒容易得罪人，既不能见容于新党，也无法立足于旧党，惟余感慨“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就是苏轼做人和做官的教训。诚然，见风使舵、附炎趋势之辈，哪怕官运亨通，历史终究会有明断，若言行上稍加谨慎妥当，当可稳步于官场。不过苏轼信中看不出丝毫类似悔恨，这无悔的选择成就了他生时的高节和生后的荣光。
“苏文如海”是对苏东坡为文的客观评价。信中对谢民师作了高度评价，对孔子“言须文”“辞达意”两种看似矛盾观点进行了辨析，对杨雄为文开展了有理有据地非议，对欧阳修文章价值论的肯定等等，都是苏轼毕生创造经验的总结。文章要讲文采，有文采方能把握住事物的微妙，为世人所传诵；而为文采而文采就是文过饰非，沦为“雕虫篆刻”而已。因此文章讲究“文理自然”“行云流水”。文无定法，章无长短，走到哪里算哪里，“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我们今天读他的代表作，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等等，不正是他这段文论的鲜明体现吗？这种舒卷自如、海阔天空的文法与文风不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理想创造吗？窃以为，苏轼的做学问（主要是文章），贵在涵养与人格的高尚，天赋英才并一以贯之地实践，使他的名字永远如星月般璀璨于宇宙，让世人不断遥望与景仰。
题字本是领导或名人的专利，稀松平常，涂鸦之作亦可上墙。惠力寺法雨堂的“法雨”两字之墨宝邀约，却让苏轼这个大书法家局促不安，屡试无果。这是谦卑的体现，也是对佛法的敬畏。佛法无边，润物如雨，两字千钧，岂敢轻易定笔？你的思乡之托自然不可拒绝，只好等途经之时，虔诚拜参之际，再作道理。小中见大，苏轼的做事风格怎不令人钦佩？
“九死南荒吾不恨”，生性豁达的苏东坡拖着病恹恹的躯体从海上漂泊而归，一路北上，迎接他的又是什么呢？广州谢民师只是其中一站，“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死亡在等着他，但是更大的荣耀也在等着他。
附：《答谢民师书》
〔宋〕苏轼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轼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馀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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