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刺眼

2019年12月8号的深夜，我通过床和被子回到了另一端的东华。我装作若无其事，熟视无睹，万年不变地拿着那个刻有窃格瓦拉语录的杯子，回到我那莎士比亚的（标新立异但不哗众取宠）座位上。我站着，双手捏着椅子的肩膀，在教室最后面的两个书架之间站着——因为我的表现太过恶劣，我的思想殖民者（也就是班主任，一个胖女人）给我划了块能基本自治的保留地，而我是这块保留地的印第安老国王。

我看到了卓瑜，仲平，紫妍，而其他人的脸在人群中被搅拌得模糊了。他们并没看见我，或者说，他们已习惯了看见我。或许他们已经习惯了那个在五点半到六点半这段时间不像别人一样，不吃饭也不洗澡而只是在不开灯的教室里地板上望着天花板唱着混乱的歌的我，或许他们已经习惯了那个“世人皆束腰我独不束”并为此和统领六百多人的级长进行逻辑与圈套的对峙的我。我走的时候比康桥上的徐志摩还要悄声，还要突然，所以康桥们见到我突然出现时也很风轻云淡。

在东华时，我眼中的世界总是有一种或几种颜色组成的，类似莫奈的印象派画作。例如，当我和师傅体育课解散后他提着校卡绳子问我要不要去小卖部来包虾饼时，世界就有点惨白，像闪电击中手术灯。师傅的脸和终年白得千篇一律的天空占了这惨白的一大部分。还有就是当我在日暮之时（这时天空也是千篇一律的橘黄色），我眼中就是交界边缘清晰的黑色与橘黄色，有点类似于融化的烙铁及其凝固时冷峻的样子。现在，在班上，棕色和白色掠过我的眼前。那是校服的颜色。棕色和白色不断变化着，像是巧克力融入牛奶里。

我侧下身去，毫无目的的看了下我的抽屉。很乱，是花花绿绿的教科书。我在同样是毫无目的的离开之前，把我的一些本子抛在了里面没有带走。反正，不管那些本子的作者曾经有没有在深夜时分撑着塞满了困意的眼皮承接着对面楼顶射过来的星点的光像破译密码一样艰难地在本子写下对作者自己来说比瓦斯还催泪的文字，也不管那些本子的作者曾经有没有为了捍卫这几个本子的不存在的尊严而抄起菜刀和父母大动干戈，这本书始终是个坏孩子的书，既然如此，那这本书的内容绝不是真理，绝不是正确的答案，而是布满污点的，布满霉菌的破书、废书、烂书。或许老师们真有透视的超能力，他们在翻开书之前就能为里面的内容下定义。

于是，老师很轻松地将我那份沉重的、布满伤痕上的创口贴的，布满光明离开时的脚印的“废书”，像扔一张擦过鼻涕的纸巾一样扔进了套着黑色塑料袋的大垃圾桶里。

他将那本子扔进垃圾桶时触发了某个开关，我抬头望向长条形的白炽灯，灯又暗了一度。

去年的某一天也是这样，数学老师也那样云淡风轻地撕了我的本子。她一撕再撕，撕得快要使其和她上课时写粉笔字掉下来的碎末不相上下，好像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娱乐似的。随着我的心和本子一样被撕得稀巴烂，灯也暗下来。说也奇怪，那天灯熄了过后，我独自一人沉浸在黑暗中，却感到轻松得全身皮肉都松软下来，好像没骨头了一样。

至少，12月8日那个深夜我回到东华，回到138时——哦，现在应该叫238，灯还坚持着，颤抖地亮着，但电力已很微弱了，一阵轻风就能将其吹灭。一年前我为了帮助祁子晴而打电话回家时，架空层的灯光也是这么昏暗。汪如心仍收着她的道法作业，台上的李君皓的喊声仍从他那狭窄的声带之间挤出来。我是谁呢？周皓吗？可是柜子里的教科书都淡忘了我的名字，班主任估计也早就把我这个傻逼忘在脑后了。可以说，在东华这个小世界里，我是已经销声匿迹了。我认识这里的每一道菜，认识每一块斑驳脱落的白色墙灰，但是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记得我。我在这里的影响就只不过是石沉大海。331宿舍八号床墙上用写出的“我爱你”或是饭堂里的第一瓶橄榄菜，不过都是沙地上的画儿，风吹过，一切都回到起点。

我告诉自己，日复一日地告诉自己，还好，过去被抹平了，就能更好地向前看。等我终于盲目的进了松湖实中，才发现为时已晚。或许当抑郁症第一次洗劫我，我给卓瑜写了张极具有自杀倾向的纸条时，就注定了我要为我对我的梦想和信念的捍卫而买单。命运不是好人，不是坏人，而是李嘉诚一类的奸商。它换走了我所有对于亲情、友情、爱情的感受。此时不管是我打别人还是别人打我，我都跟那个从未开放过的，从未治愈过我的“心理宣泄室”当中的红色假人一样不痛不痒，无动于衷。我的知己，我的挚爱，我的兄弟都变成了数学老师手中的碎末，除了一具空壳外我一无所有。

即便到了松实这具躯壳内也没有萌发生机。我只感到一种本末倒置的眩晕感。从前是沙漠，现在是大海，都不是我的绿洲，都不是我宜居的天地。开学那几天我全身插满了撒了盐的刀子，动一下口子就会裂开，脑子里装的全是锯末，世界混乱得像个人的内脏。我只是想打开柜子，却直接被柜子推倒在了地上。此时正是盛夏，提前来清理教室的其他陌生的同班同学谈笑风生，每一声轻微的笑都足以把我的脑壳震碎。那一天我就那样躺在地上，没看见格子似的天花板，好像死了一样。我真的觉得我死了，却没有那种对未知的恐惧，只有那种极致的宁静和极致的痛苦。此时我就是个悲剧的杯具，里面有什么，自己就是什么。我靠在社会道德、法律、礼节等等行为习惯盘虬卧龙的枝干上，自己已经被分解成了枯枝败叶。

之前在小区的24楼自杀时，我没死成功，然而半年后在一个无比温馨的天堂里，我确确实实死了，到现在我都是在用已经寒冷下来的尸骨写下这些文字。

我叫天寒，天走了，只剩寒了。从前，当我在那狭窄的牢笼里伸展着发麻的腿脚时，能有机会去抬头望一下明亮自由的天空，是多好。那是尽管我的肉体被铁杆勒得乌青，但至少精神还多长了双翅膀。现在当我在那片更为广阔的草原上望天，我只感到浮夸、闭塞和刺眼。我曾经失去了光，所以才能看见光，然而当我在光中游泳时，我却茫然了。现在，当我要半个小时的时间把两个小时的晚自习作业做完后，抬起头望向那一排排长条形的日光灯时，我再也没了以前那种欲擒故纵、期待混杂着恐惧的感觉。灯就是灯，除非台风地震，它都死板地睁着眼，像条死鱼。此时我小说本子上的那些句子，在一片绝对的明亮中被黑暗烧着了。

我不是天寒，我是一百多年前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那个妇人。昨天我还亲切热情地和绑架劫持我的凶手打招呼：“我给你到市场买菜做汤哦~”妇人对凶手有井喷式的仇恨，如果凶手突然消失，她根本不知道这些恨意该怎么安置。她曾经对光明的期待，全都在黑暗中发酵成了对光明的恐惧。他们跷跷板的一头滑到了另一头，想再回去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她恨凶手，但她也离不开凶手。

我不知道我的余生还要开灯关灯多少次，不，我连现在自己是在黑暗中还是在一片光明中都不知道。或许是因为我的眼被蒙住了吧。毕竟，蒙住眼睛的人，不会再惧怕黑暗，也不会惧怕从黑暗中突然进入光明时光对眼睛的烧灼。

即便如此，我仍希望，我从九月开始到现在的这一段痛苦，只是被强光刺了眼。

（2019.12.11,松湖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