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熊逸老师的《一切心法》，它和其他王阳明传记不同，从王阳明的生平讲起，把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整个贯穿了其中，对心学的发端有了更多的阐释。这次也去实地参观了阳明文化园，对阳明先生的思想管窥一二。
作为两个半圣人之一的王阳明，到底怎样修炼出自己的心法？我们来看他传奇一生的三个转折点。
立圣贤志
12岁的王阳明有一天问他的老师：“什么才是第一等事？”老师答道：“当然是读书登第。”王阳明不满意这个答案：“登第恐怕算不得第一等事，真正的第一等事应该是读书学圣贤。”
父亲听了只是轻蔑一笑：“你要读书做圣贤呐。”小小的王阳明此时内心就种下了做圣贤的志向，并用一生去践行。
王阳明当时所面对的时代，儒家学术早已沦为从书本到书本的死知识。大家读圣贤书不是为了学圣贤、做圣贤，而是为了考中科举，从此跻身官僚阶层，尽情享受由这些死知识带来的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
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少年王阳明讲出读书做圣贤的志向时才会被人嘲笑，原本光明正大、不言而喻的道理在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只会显得荒唐。
王阳明说：“人就怕不立志，只要立志，就不怕功夫不到。”天下之人，有立志做木匠的，有立志做皮匠的，最后都做得成。为什么偏偏求圣人之学而能学成的人数百年间也见不到一两个呢？不是因为圣人难做，只是因为没人立这个志罢了。
一直到后来，在王阳明那里，判断何为知行分离、何为知行合一，最要紧的指标其实是“立志”。只要志向坚定，有百折不挠的决心，那么哪怕一个人只读书、不实践，我们也不该说他知而不行，而是会觉得他现在读书一定是在为将来的实践做充足的准备。
龙场悟道
因为得罪了当时“八虎之首”大太监刘瑾，35岁的王阳明死里逃生来到贵州驿站当站长，相当于“招待所所长”。那个驿站穷得要死，但是某天晚上，在山洞中面对满天星斗，他突然欣喜若狂，说我悟道了。
龙场悟道核心是啥？八个字——此心俱足，不假外求。
就是所有关于圣贤和君子的标准，全在心里了，心即理，不需要到外面去找，这就是那个历史上最著名的悟道时刻。
此后王阳明所有的学术，其实就是这条路径，只不过他提出不同的概念和不同的说法，把理论雕刻得越来越精细。比如说，他后来提出来的知行合一、致良知，本质上都一样。
他认为，此心是没有善恶的，这是心之体；但是一旦跟世界接触，这个意念一动，马上就出现了善恶之分，好的念头和坏的念头都开始有了。但是心里有一把刀，这个刀叫良知。
用这个良知去判明这些善恶，然后就是格物致知了，最后为善去恶，让自己成为一个道德上的完人，一个圣贤，一个君子，就是这么回事。
心学就这么简单？对，就这么简单，但是千万不能小看它。他把儒家的道德心灵秩序推到了极致，差一点完成一场儒学的“新教改革”，几乎让个人的心灵从天理的秩序中彻底解放出来。
回想一下，你是否也有自己的王阳明时刻：突然顿悟，要想过得更好，要达到更高的人格和事业目标，不是向外求，要向内求，一切的根源都是自己。
平定叛乱
平定宁王叛乱是他另一个高光时刻。在完成立德、立言后，还完成了立功。他多次平定叛乱，几乎没有败绩。除了学问大之外，官当得也不小，他当过两广总督，当过兵部尚书，就是今天正部级干部这一级。
这也是古往今来他如此受欢迎，张居正、曾国藩、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对他推崇备至的原因。
王阳明在平定地方叛乱、出任地方官的过程中提出了丰富的治理社会的措施，他一方面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另一方面提出了具有变革性的经济、政治主张并付诸实践。
在其整个“治世”的过程中，尤其突出了人心的重要作用，对他身后乃至今天治理社会的实践活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王阳明不仅是“知行合一”理论的提出者，更是这一思想的力行者。在他看来，“知行合一”不是说知道了就要去做，更不是说行动要和内心的想法契合，而是“知道”和“做到”本就是一回事，知就是行，行就是知。
知道了就一定会做到，之所以没有做到，是因为不曾真的知道。这和今天大多人的理解区别很大。
王阳明晚年的“四句教”可以概括他的心学思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简单理解就是：内心的本体是纯粹、无所谓善恶的，但一旦动了意念，善恶就随之而来。要靠自己内心的“良知”懂得区分善恶，通过“格物”不断抛弃内心的恶念，最终就会成为圣人。
在五十七岁这年，病重的王阳明留下一句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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