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风流南宋》 第二章：繁华港湾之满船都是钱
艺凡：接前文，让我先看看海上和船上。
易中天：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十二月，有一艘泉州商船在海上沉没。然而朝廷得到的消息，却是有关部门没有过问，也不敢过问。
艺凡：为啥呢？
易中天：原因很简单：船上装载的是违禁品——铜钱。而且数量之巨，竟多达十万缗。相当于一亿枚铜钱。这么多的铜钱装在船上当然很重，又因为是走私，只能晚上出海。再加上风高浪急，便沉了。、
艺凡：这就有了三个问题：铜钱为什么是违禁品？都是什么人在走私？合法贸易的商品又有哪些？
易中天：那就先说铜钱。铜钱原本是中国人日常买卖的通用货币。所以，海外贸易使用铜钱也很正常。再加上当时的中国实力雄厚，方方面面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政府和商人也信誉不错，让许多对华贸易国十分放心。于是，他们便纷纷要求使用大宋铜钱，甚至只肯用大宋铜钱结算。
艺凡：结果是什么呢？
易中天：宋代铜钱的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美元。
艺凡：那不错啊。
易中天：但流向国外的铜钱越多，留在国内的就越少。结果，大宋自己没钱用了。政府只好进行货币管制，禁止铜钱出口。铜钱流失的另一个原因在银价。比方说，南宋理宗时期国内白银曾贵到每两值三千五百文，海外却只卖一千。也就是说，只要出资一千，就能净赚两千五。即便国内银价最低的绍兴三年，也都有一千二百文的利润。这样的诱惑请问谁能顶得住？东南沿海的居民简直只用倒卖白银就够了。
艺凡：有需求就有市场，禁止出口那就走私。那么走私的是什么人？
易中天：三种。第一等是宗室、官员和将领。他们凭借特权强行闯关。第二等是土豪富商。他们财大气粗出手阔绰，可以上下打点买通卖通。第三等是市井小民，只能凑些小本钱交给前面两种人经营，所得仍然可观。当然，如果船沉了，便只能自认倒霉。
其实，正规的海外贸易也由这三种人进行，同一条船上则有不同的等级。最高一级叫纲首、副纲首和杂事，相当于船长、大副和二副。他们往往由巨商或船主担任，市舶司也赋予其政治特权，能够处理突发事件，包括处分客死他乡者的财产。毫无疑问，他们是获利最多的经营者。
搭乘商船的则是林林总总的商人。他们在船内可以分到大小不一的货舱，用来储藏来回倒卖的货物。货舱同时也是客舱，晚上就睡在货物上面。赚多赚少，全凭运气。不过他们的关税税率比纲首等高级船员低，因此这些货主或者乘客便构成商船上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
第三种人是船员，包括技师和水手。他们没有工资却有舱位。也就是说，这些负责航行的船员也是商人，随身携带的货物也可以交易，所得利润即为劳动报酬，而且在通关时依法免税，但船员的货物不得超过总量的20％。这种“以舱代薪”的制度将船员的利益跟商船捆绑在一起，既保证了全船成员的同心同德，又节约成本，堪称高明。
艺凡：两宋海上贸易繁荣，不是没有道理的。
易中天：合法运载的货物，则中外不一。大体上说，国外进口的主要是奢侈品和原材料，比如象牙和香料；出口则多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之制成品，比如丝绸和瓷器，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陶瓷之路”或“香料之路”等等。
艺凡：大宋的铜钱，应该有不少是这些香料换走的。
易中天：将两宋时期的海洋贸易通道称为“陶瓷之路”同样很有道理。这不仅因为考古发现证明，宋代那些精美的瓷器走得跟铜钱一样远，更因为瓷器与丝绸正是海陆两条商路的区别所在。说得明白一点，就是陆路不可能运瓷器——瓷器太重还容易被打碎。贩运丝绸，才是性价比最好的。顺便说一句，在罗马帝国，中国丝绸与黄金等值。
海运就不一样了，完全可以运瓷器。再加上两宋瓷器的工艺水平举世无双，当然在世界各国大受欢迎。在伊斯坦布尔或者沙捞越的博物馆里，我们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韩国出土的宋代瓷器，更是几乎囊括了那时所有的名窑制成品，让人叹为观止。
艺凡：这可堪称“满船都是钱”。
易中天：南宋当局显然明白这一点。正如前面所说，两宋的开销极大。养官员，养军队，花钱如流水，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那里也都要给钱，却居然没弄得山穷水尽，中国和外国那些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蒲寿庚其实功不可没。难怪蒙古人在灭宋之前要攻打日本了。原因之一，恐怕就是要彻底摧毁杭州政府的海外供血系统。这个系统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像管道输送石油一样，源源不断地为南宋带来财富和荣耀。不切断这根血管，宋就不会亡。
艺凡：那么，南宋的海外供血系统又是怎样的呢？
易中天：且听下回分解，外贸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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