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先生

作者: 一颗花生米 | 来源:发表于2022-01-24 13:09 被阅读0次

迪先生遇见我已是我俩分开5年之后的事儿了。

听他的朋友说这五年迪先生去了北京,在一家报社工作,收入还算说得过去,但他并没有编制,属于临时招聘的员工。不过,迪先生并不在乎,他本就不打算呆在一个地方超过五年,这也就像他在南京只呆了四年一样。

四年前,迪先生和我说他正在构思一部小说,已经有了大致的框架,里面的人物也有了,但他在南京租住的房屋楼下是个生意奇好的饭店,从中午开始一直到夜里总是客源不断,这也就严重影响了迪先生的写作和把小说交给签约出版商的时间,因为迪先生通常从中午开始写小说,一直要写到次日凌晨一两点,然后他会抽上一会儿香烟,把当天写的小说底稿从头到尾看上一遍,不满意之处再修改一下,这之后迪先生才会上床睡觉。次日中午12:00,迪先生会准时起床。他的写作时间和租住的房屋楼下饭店的营业时间起了冲突,他的小说也因此被耽搁了。

对此,迪先生和我在一起时抱怨过多次,我想,这或许是他在南京租住了四年之后到北京的原因之一。

这一次迪先生回南京后打电话给我,他约我去了五年前我俩常去的那家茶社,要了两杯我俩同样喜欢喝的铁观音,还是坐在我俩曾经坐过的茶社里面靠近朝南窗户的那个座位,那个位置刚好能够看到街对面的一家奶茶店。

迪先生喜欢观察那家奶茶店的一个二十岁出头小姑娘,尽管在我看来那姑娘的长相一般,但迪先生和我说,那姑娘的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韵味儿。那是个身高大约一米六五的年轻姑娘,五官长得小巧精致,皮肤像刚从地里面拔出来削了皮的白萝卜,站在柜台后面的她无法让我和迪先生看见她那双腿,但从她上半身的模样来看,应该算是一个长得并不胖的姑娘。如果让我确切地描述这个姑娘,我会说她是属于长得偏瘦的那种女孩,这也让她在下班后从店里面走出来时,我和迪先生不约而同的觉得她的身材让我俩看起来有些担心,因为我俩看见她的那天晚上,天上下着雪,风也很大,是那种从长城以北吹过来的带着西伯利亚寒气的北风,那天的风把茶社外面梧桐树顶端的一个硕大的喜鹊窝吹到了地上,两只喜鹊在漫天飞雪中喳喳喳的叫唤了约莫有半个多时辰。

迪先生让奶茶店里的小姑娘走进了自己的小说,在他那篇未写完的小说中,小姑娘成了蛋糕店的店员。我是在看了他小说的底稿后才知道迪先生为什么每次约我喝茶总是选靠近朝南窗户的那个座位,因为那个座位旁的窗户正对着奶茶店,迪先生能够很方便的看到店里面的小姑娘。

茶社的老板娘是个风韵犹存的中年女子,从她的穿着打扮上看,属于有些品味的女子。

迪先生和她是老相识了,除了我俩一起到茶社喝茶聊天之外,他一个人也多次到过茶社。当然,他到茶社并不只是喝茶,更多的原因是找老板娘聊天,他喜欢从老板娘的嘴里挖掘一些写作的素材,喜欢听老板娘说一些到茶社里面喝茶的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事儿。老板娘呢,她也喜欢和迪先生聊天,迪先生天南海北的事儿知道不少,人也健谈,一些普通的事儿从迪先生嘴里面说出来就像五星级酒店里面掌勺的大厨把普通的食材烧成餐桌上的美味儿。老板娘是个喜欢品尝各种美味儿的女子,迪先生恰巧具备这样的“烧菜功夫”,他(她)俩见了面好似相知多年的老友,都不会觉得迪先生到茶社喝茶的时间长,相反,他(她)们总觉得在一起喝茶聊天的时间过得太快。当夜晚的帷幕降下来时,迪先生会带着从老板娘嘴里面得到的素材满意的离开茶社,老板娘也乐于为迪先生免单,因为迪先生的到来让她度过了愉快、充实又略显短暂的时光。

为迪先生免单对老板娘来说是一件开心的事儿,也是一件值得她在朋友们面前作为谈资的事儿。她多次和自己生意上的伙伴说过,有个作家经常到自己的茶社来喝茶,作家和自己已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生意人嘛,有了钱自然喜欢结交一些风雅人物,以表明自己并不是那种掉进钱眼儿里面的没有文化的暴发户。

老板娘喜欢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有文化的儒商,这一点从她经营的茶社的装修风格可以轻易地得出结论。

在茶社里面,有一整面墙壁被掏空,装修时老板娘特意让人把一个巨大的书柜嵌到墙壁里面,如果你有幸到这个茶社,就会看见书柜里面有让雅克﹒卢梭、亨利﹒戴维﹒梭罗、加西亚﹒马尔克斯、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莫言、贾平凹、陈忠实、余秋雨、王小波、林徽因等人的书,那整面书柜做的墙壁和满满的一书柜的书,带给顾客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更多的是一种心灵上的震撼,这是茶社老板娘在朋友面前充满自豪的原因,也是她的茶社在众多茶社中能够吸引更多高层次顾客的原因。因为那里,除了有淡淡的茶香,还有浓浓的书卷味儿……

我和迪先生的认识说来也算是巧合。

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因为临近春节,单位工作上的事儿并不多,大约在临下班的时候,我和同事打了个招呼,提前离开了单位。本想早些回家,但路过茶社的时候鬼使神差的走了进去。

我走的时候单位里的人也几乎走光了,部门领导中午吃过饭后就没有在办公室露面,同事们也都心照不宣,不约而同地提前下了班。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四十出头的部门领导眼里面只有权力和利益,一心只想往上爬,做更大的官。对待下面人,他虽然表面上客客气气,有时还和大家开些玩笑,但那只是表面上的应付,无非是想让手下人多干些活儿,少添些乱儿。而他自己,工作上的事儿能往下摔就往下摔,能少干绝不会多干。当然,对待工作他也有例外的时候,那就是对待上级安排给自己的工作,他会尽心尽力,第一时间完成并向上汇报。功劳吗,总要往自己身上多揽一点。对责任大、风险大的工作,他会尽量安排手底下人去干,出了事儿与自己无关,就算是上面问起来,他再出来收拾残局,这样在上级领导面前也能凸显他的能力和重要性。

官场的权谋之术他也钻研了不少,脑袋瓜子比一般人要灵活许多。遇到事儿他就像下棋一样往往会比身边人多想几步,甚至还会比领导多想一、二步,这也是他在茶壶大的单位里面游刃有余的原因。不过在我看来,他就像杨绛先生说的一种人:书读得不多想的却挺多。

临近春节,他也开始忙乎起来。当然,忙乎的缘由并不是工作上的事儿,快过节了吗,工作可以暂时先缓一缓、放一放,实在是紧急的事儿,安排手底下的人先干着再说。作为部门领导,他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干,那事儿绝对缓不得、拖不得。那事儿,不仅要干,还要干的隐蔽,干的漂亮,干的不为人知。

要说那是什么事儿,您或许会先在脑子里面猜一猜,不过我可不想耽误您的时间,耗费您的精力。那事儿是很多在官场上混的人都知道的,也是想往上爬的官员都会做的事儿。过节吗,按照中国的传统,除了走亲访友,外出旅游,自然还要往上打点打点,否则的话,一年干下来,领导怎么能记住自己呢?等到单位内部要提拔人的时候又哪会轮到自己呢?

所以,在快过节的时候,尤其是在快过春节的时候,拎着猪头到庙里拜拜菩萨比什么都重要!菩萨吗,自然喜欢善男信女的贡品,贡品的品种和数量自然是越多越好。当然,菩萨也不介意有人再往它那儿多送些香火钱,菩萨也缺钱啊,要不菩萨怎么再塑金身呢?

泥巴做的菩萨如此,单位里面的领导何尝不是也如此呢?领导吗,自然比庙里面坐在莲花座上的菩萨缺钱,因为菩萨是坐在那儿不动的泥菩萨,而领导却是逢年过节要上下走动的肉身。过节了,领导需要贡品和香火钱是很正常的事儿。懂得领导的心理需求也是想当官的下属必须具备的职业素养,我所在的那个小部门的领导恰恰具备了这个职业素养,不仅具备,在我看来,他在这方面的职业素养要远远高于与他同级别的其它部门的领导,确切的说,甚至高于他的上级领导。对此,在快过节的时候,他也比其他的领导忙的更热乎、更起劲儿,更有成就感。

絮絮叨叨说了这些与我并不相关的事儿,还是谈谈我是怎么认识迪先生的吧。

那天我提前离开了单位,进了茶社后,我在书架上随手拿了本书,那是斯蒂芬·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部算不上大部头但却是比较精彩的小说。我选了靠窗户的座位坐了下来,点了杯铁观音,靠在沙发上静静的翻看着书。我并不知道自己坐的位子是迪先生在茶社喝茶固定的座位,也并没有想到会在坐下不久后遇到他。

在我一边喝茶一边看书的时候,窗内的阳光慢慢地褪去,一丝寒风悄悄地从窗户钻了进来,这时我正看到书中的那个女人被作家R玩弄并被他抛弃那一段,我并没有在意有人走了过来,关上了朝南临街的窗户,坐在我的对面,在不动声色地观察我。直到我放下书拿起茶杯准备喝茶的时候,我才发现对面坐着一个人,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就是迪先生,也并没有想到后来我会和他成为好友,那时我只是感到奇怪,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人他是什么时候来到我这儿的,又为什么选了有人的位置坐下,更让我奇怪的是这个到茶舍里来的人并没有点茶,也没有做其它的事儿,而是坐在一个并不认识的人——我——的对面,静静地观察那个他并不认识的人……

我感到奇怪,甚至有些诧异,他坐在我对面静静地看着我,当他的目光与我相遇时,没有丝毫的窘迫和尴尬,他的眼神是那么的深邃,仿佛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我看不到井底有些什么,但我知道在那口井里面一定有些什么是我没有发现的。我俩就这么平静地互相看着,谁也没有说话,谁也不愿先打破这种平静。

在我对面的他年龄看上去应该有四十五岁上下,这从他的穿着和肤色可以做出初步的判断。他上身穿着一件普通的羽绒服,式样简单但并不落俗套,颈子上套着一个淡蓝色的双层围脖,围脖里面那层是黑色绒面的布料,他脸上的肤色略微有些发黑,但这种微微发黑的肤色使他看上去有一种中年男人成熟的魅力。他的眉毛浓密,鼻子并不大,一排整齐的牙齿从嘴唇的缝隙中露出来。

我想,他张嘴说话的时候,和他谈话的人一定会觉得他嘴里的风景不错。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黑框,金边,镜片不薄也不厚,想来他眼睛的度数并不深。他的发型是我常见的最普通的三七开发型,相对于他这个年纪来说,头发还算的上浓密。

他的双手随意地放在桌上,那是一双握笔的手,这一点我从一开始就作出了准确地判断,我看见他右手中指的左边有厚厚的老茧,那是长期握笔写字留下的痕迹。他的左手腕上戴着一个黑色的手表,表带背面是红色,那是一块华为运动手表,市场价格应该在1000元左右。从他的外表和穿着上,我一时还难以判断出他的职业,不过在他的目光中,我能看出坚定和自信……

我俩就这么互相看着对方,我知道坐在对面的这个人此刻应该和我一样,都想从对方的穿着、神态、眼神以及肢体动作上分析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事的是什么职业,性格如何,有什么兴趣爱好,甚至于想知道他的生活背景、成长经历以及目前的生活状况。但我们都知道,仅仅从对方的外表以及短暂的接触是很难获得令自己满意的答案的,这还需要通过双方的交谈,才能进一步了解对方。

大约过了两分钟,凝固的局面因为一个服务员的到来被打破了。那个服务员端来了一杯刚沏好的茶放在我对面那位先生的面前,一阵淡淡的铁观音茶叶的香味儿从杯中飘散出来。

那位先生开口说话了。

“我注意到您在看茨威格的小说,”他端起茶杯,轻轻地吹了一下漂浮在杯中的茶叶,又放下杯子,看着我说道,“您喜欢他的作品?”

“除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我觉得他写的《象棋的故事》也不错。”

“是的,茨威格的短篇小说的确不错。”他看着我,“那您还喜欢哪位小说家?”

“莫迫桑和欧亨利写的短篇小说也值得一看,不过,我认为欧亨利短篇小说的结尾写作手法比莫迫桑的小说结尾要精彩。”

“的确如此,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他端起茶杯,浅浅地喝了一口。

看来对面的这位先生和我一样,也喜欢看小说。但从我俩短暂的交谈中,还是难以对他的职业做出判断。

“您是南京人?”我问道。

“不,我只是目前暂住在南京。”

“那您是……”

“山西人,老家在大同,靠近武周山的云岗石窟,您去过那儿吗?”他看着我问道。

“两年前去过一次,和现在一样的季节,只是大同的冬天太冷了。”

“那儿靠近内蒙古,北方的冬天的确比南方的冬天要冷许多,我还是比较喜欢南京的天气。只是这儿的夏天太热,有点不太习惯。”

“您在南京工作?”我问道。

“我只是暂时住在这儿,我没有固定工作,也不喜欢从事固定的工作。”他毫无保留的和我交谈着,“二十多年前,大学毕业后我进了一家机关单位,但单位里人浮于事,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让我厌恶,”他端起杯喝了一口茶,“我在那单位里面,感觉自己就像孤塔里的囚徒,灵魂失去了自由。后来我辞职了,全国各地到处走走看看。”

“您靠什么生活?”我疑惑地问道。我知道有一些人的确不喜欢被单位束缚住自己的自由,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屈服于生活的压力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体面的收入,进入机关工作是现在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儿。

“写作,我一直在写小说,靠这个挣钱生活。”他挪了下身子,靠在沙发上,“嗯,离开单位前两年,我就开始写作,在第一部小说签约出版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干自己喜欢的事儿,那时就定下来要辞职了。”

“的确要干自己喜欢的事。”我发现他的想法和我完全一样,“生命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生存。要活得精彩,有时候的确需要舍弃一些看似重要的东西。”

“您的职业是?”他看着我问道。

“和您以前一样,在机关工作。”

“嗯……我在这儿见过您几次,每次看到您,都是坐在这儿看书。”他望着我。

“我喜欢看小说,和您一样,有时候也尝试着写一些东西,不过上不了台面,纯粹是个人的兴趣爱好,打发时间而已。”

“那我俩还挺相似的。”他抬起手,看了看表。

这时我发现窗外的天已完全黑了,马路上的汽车排着队缓慢地移动着,路灯泛出的黄光照在地上,慢车道上的电动车一辆接着一辆像流水一样,已是晚高峰时间了……

离开茶社的时候,我知道了坐在对面的那位先生姓迪,我俩互相留了电话。分手后,迪先生回到他租住的房屋继续写作,我也回了家。

几天后,我所在的单位开始了年终总结、评优评先活动。为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上级部门领导组织单位全体人员召开了年终总结大会,在会上郑重布置了评比先进的工作。

开会那天,领导们按职位高低依次坐到会场的主席台上,中间位置是单位一把手的座位,他两边分别是主任和副主任,再往两边是主持会议的某科室领导和一位退居二线的副主任,我那部门的领导因为要在会上发言,有幸坐到了主席台最右边靠窗口的位置。

为了让领导们入座时知道自己的位置,也为了让台下的人知道台上领导的位置,单位特地安排人员提前做了席卡摆放在主席台上。

会议开始后,主持人介绍了会议流程、参会的领导以及会议内容。台上的人按照职位从低到高陆续发言,讲话内容无非是今年做了哪些工作、取得的成绩、存在哪些困难,再展望一下明年的工作打算。

领导们发言时,我观察了一下台面上的那几位,当级别低的领导发言时,其他人目光游离散乱,有人在看着自己放在发言稿旁的手机,有两个人不时地头靠头说上几句悄悄话,像热恋中的情侣,当然说话的时候自然要把麦克风的话筒移到自己的侧面。

台上还有一位领导的脚在不停的上下抖动,因为主席台的桌子下半部离地面有二十公分高的空档,所以我能看到那只穿着擦的锃亮的黑皮鞋的脚,不过我对那只脚并不感兴趣,但那只充满自信的抖动的脚却让我注意到了套在它上面的鞋,懂行的人可以看出来那鞋的价格是坐在台下的人一个月的工资也买不到的。那鞋的品牌是fendi,设计师是著名的卡尔﹒拉格菲尔德。我看不到那位领导的腿,因为桌子的遮挡让我无法确定和这双皮鞋相匹配的裤子的品牌。当然领导放在台面上的手掩饰不了手腕上的那只表的品牌,那是一款香奈儿J12男士腕表,表带是银色,透着金属的质感,表面是黑色,沉稳内敛,凸显了表主人的身份和地位。那块表随着领导衣服袖口的移动在手腕上若隐若现,它的出现让我想到了媒体曾经报道过的一个人——大表哥。

台上的领导发言滔滔不绝,台下的人呢?

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和我坐在同一排的人。这里面有四个人把手机放在自己的腿上,一个人在玩劈老怪的网络游戏,两个人在看新闻,还有一个人算是比较正统,在忙着做学习强国上的挑战答题。我这排最边上的那位手机屏幕上正播放着袁阔成讲的《三国演义》,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领导,似乎在认真地听领导发言,但他耳朵上戴着的蓝牙耳机掩饰不了他正在听说书的事实。

在我后面是一位年约五十的同事,那位最近工作比较辛苦,家里的孩子在上高中,每天他要起早贪黑地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在台上领导展望明年工作的时候,我很明显地听到了从他鼻腔里发出的细若游丝的轻微的鼾声,他太累了。

坐在他旁边的那位是个酒鬼,满脸粉刺,一口黄牙,一个硕大的红色酒糟鼻子不按规矩地站在他那张倭瓜脸的中央,他的年岁有五十多,还有两年就要退休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黄土已经埋到他胸口以上,下巴磕以下的位置了——也就是嗓子眼那儿。尽管单位有制度规定上班期间中午不能饮酒,但我知道他每天中午还是要喝上二、三两的白酒,因为喝了酒单位也不会有人去查,所以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只要他出现,你都能从他的身上闻到些酒味儿。坐在他的前面,我自然也沾了他那天中午喝酒的光,闻到了不少劣质酒的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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