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父文

父亲走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虽然他走的时候，我和哥哥妹妹以及孙辈的众亲人及家人们满满地围守在他的病床前，手忙脚乱却严整有序地给他穿戴好全套七件的衣帽鞋袜。我努力噙住眼泪，用一只胳膊紧紧扶住痛哭失声、站立不住的小妹。

一生主要与土地打交道的八十六岁的农民父亲走了，有着诗意名字却只读了四年书的普通父亲走了，因为爱说能说被人起绰号最近一年却只能发出让人难辩辞义的含混声音的孤独父亲走了。可是，我清醒而坚定地知道：父亲离世的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二日二十一时四十七分，并不是父亲离开我们的真正时间；因为几年前我就曾对小妹感慨：我们那个明白人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就走了，仍然和我们在一起的只剩下了一个糊涂的躯壳。

时代不同了，共和国的百姓人家也可以借用帝制时代的官家谥法，献给父亲一个“明”字。

明父樊思月，生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阴历），故于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二日（阳历）。

在儿子的心灵国土上，我认为父亲当得起这个“明”字。

一、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明父力行的却是“砸锅卖铁也要供读孩子读书”。

我开始上小学的时候，正值文革后期，“批林批孔”和“白卷英雄”的运动潮流正盛。虽然在天高皇帝远的偏远农村，没有造反派的革命行动，但教育革命的气味同样浓烈，拿起书本学语文做算术，与拿起红缨枪练刺杀走队列、拿起荆条筐捡糞积肥、拿起弯钩锄铲地除草同等重要，甚至后者更重要。知识本来匮乏的农民更是认为让孩子上学认几个字、不当睁眼瞎就够了，长大后到队里挣工分、多分口粮、减轻家里负担才是正经。明父却不然，始终都认为知识有用、用时再学来不及、读书是改变孩子命运的捷径，最关心孩子的学习情况。特别聪明却从不用功的大哥真让明父操碎了心。后来，在明父的力主下，九年制高中毕业的大哥去当了村里的民办老师。再后来，大哥通过进修学历转为正式教师，再努力调入旗委机关，再进步为一名基层领导干部。在勉力维持温饱的落后农村，供孩子读书是农民沉重的经济负担。孩子上学的书包笔本只能靠家养的几只鸡下蛋卖钱买来，用当地土语讲是从鸡屁股里抠出来。我上高中的时候，东北刚刚开始“分田单干”，正是需要劳动力的时候。放着一个大小伙子不去地里干活儿却花钱供他读书的选择，明父做得自然而坚定。他当时常说的话是：“孩子把书念到哪儿我就供到哪儿，那怕砸锅卖铁”。我每周需要步行二十几里的山路从旗里回家取下周花费所需的十块钱，而那钱是母亲费力攒下的或者父亲舍脸借来的。这种窘迫的点灯续油式的供给过程产生的“副产品”是：在不断往返的路上，我背会了几百首古诗词。作为家里唯一没干过农活儿也不会干农活儿的农民子弟，我能够成长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虽以我始终如一的刻苦用功为充分前提，却以明父的家庭战略决策之明为必要前提，是无之必不然的。

明父之明是自觉的，不是朴素的，源于明父迵异于一般农民的认知。记得家里曾经发生过一次关于孔子职业的有趣争论。大哥坚定地说，孔老二是个吹鼓手，我都在报上看见图了，一群人在后边抬着棺材走，孔老二在前边举着喇叭吹。明父不屑地说，你们小孩儿懂什么，孔子是大圣人，是皇帝的老师。孔庙门前对联写的是“天下文官祖，历代帝王师”。多年后我才想明白，大哥看到的应该是“批林批孔”运动中报纸批判孔子是腐朽没落制度的吹鼓手而发的一幅漫画，大哥把漫画当真事了；而明父所说的对联，我当时震惊无语不解，九十年代游孔庙时亲见才佩服明父的先知之明。还记得上小学时候，有一次半夜从北炕爬起来去屋外撒尿，看见南炕上明父和两仨个人围着炕桌上的竹暖壶和大茶缸子斜坐着，一边喝茶抽烟，一边大声唠嗑（闲聊）。声音透过浓厚辛辣的烟雾，断断续续地飘进我的耳朵：上边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不是瞎整嘛！苗到秋天能打出粮食，人才有吃的；草到秋天能打出粮食吗，人吃什么？！听到这些否定当时中央政策的话，我那革命化的小脑袋里自然地飘过七个字儿：“这帮大人真反动！”后来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些来自最基层的“反动”力量却是推动中国命运的列车回归正轨的最始发力量。安徽小岗村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贡献已经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二、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里，明父坚持的是给生产队社员分配半亩自留地。

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我出生的小村是有名的穷队，是旗里的穷公社里的穷大队里的穷小队。种地所收的粮食除了交公粮，连全村人的口粮都不够，经常要靠返销粮或救济粮度日。社员们辛辛苦苦劳动一年所挣的工分，不仅分不到几块钱，有时还要倒欠生产队口粮款，最多的一年竟然倒欠了队里二百八十元，那可是“工人老大哥”月工资只有三十多块钱的货币。好在当时人们坚信的是“越穷越革命”，经常挂在嘴边的是“我们穷人当家作主”的自豪。但是，革命不能当饭吃，自豪也管不住肚子饿，社员们哪有什么生产积极性？不过是不得不服从出工的强制命令而已。作为生产队长的明父夏天出工时，一路用除泥小铁板儿使劲儿敲着铁锄头、到村头再把铧铁做的队钟敲得大响好一阵子、同时口里一直大喊着“出工了、出工了”才能逐渐把社员聚齐，然后再具体派活儿：谁带队去铲东山大长垄的苞米地、谁赶牛去趟南洼地的黄豆田、谁去打喂马草、谁去起牛糞圈、谁去修队部破草房等等，最后大家才磨磨蹭蹭地分头而去。

为了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队长明父提出给每户人家分半亩自留地栽种经济作物大蒜来增加社员家庭收入。在那个“以粮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毫不留情的年代，特别在“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文革后期，这可是触犯了路线问题的大忌，自然是争论和非议之声大起。有的领导说，如果有了自留地，社员的心思都扑在自家地上，哪有心思去管公家的地？明父坚定地反驳，如果他穷得老婆穿不上裤子，那就更没有心思去种公家地了。只有生活过好了，社员才有心气去队里好好干。于是，大胆地给每家分了自留地。刚刚开春，各家男女老少齐上阵把蒜苗栽到自留地里；到了暑夏，就开始收获大蒜了，每家每户都弥漫着喜气洋洋的大蒜气味，真有点“星临万户动”的劲头。我童年记忆中最激动和温馨的场景是：凉爽的夏夜，湛蓝的天空，明亮繁密的星斗填满了银河，打扫干净的农家院子里熏蚊的艾蒿烟柱弯弯地向上飘着，父亲和母亲一边把孩子们洗掉泥土剪净根须的一个个蒜头编成蒜辫，一边欢快地说着家外村里天南地北的闲话。母亲从来话不多，父亲却很会讲故事，每讲到关键处总是停下来，一定等孩子们求他快讲时再继续讲下去，而且用语幽默无比，经常惹起连串的笑声。孩子们看着挂在墙上的满是白白蒜头的一排排蒜辫，内心充满着幸福的期待。第二天明父会骑上那辆二手的金鹿牌载重自行车把它们运到旗里集市上卖掉，那就能买回来渴望已久的新文具和难得一闻的大麻花了。

分自留地是明父敢于触碰红线的大招术，日常管理中明父也采取了许多管用的小措施，绕过当时的“先生产后生活”口号和一些高大上规定给社员们以物质激励。比如按当时规定，在社会主义的大集体里，一个整劳力一天所记的工分必须都是十分，不管能力大小、干活多少。明父想的办法是：除了记工分以外，把队里豆腐坊每天生产的豆腐按照每个劳力干活多少分给各家不同。这些措施大大地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出工不再费力喊叫，干活儿不再催逼，小队的经济核算也开始扭亏为盈了，风调雨顺的年头里一个劳力劳动一天可以分到一块多钱。明父还干成了一件事业就是为全队带来了光明：用盈余的小队财力买来变压器和电线杆等设备，为村里接通了电灯，全村的孩子们再也不用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的豆粒般火苗下写作业了。只是后来，农村统一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明父领导生产队的本事也就成了屠龙之技。改革后，各家各户自己组织生产，不再需要队长的领导管理，但第一年各家产粮的总量就超过了生产队历史最高产量的一倍还多。这说明，再有效的管理也抵不上理顺体制所产生的效能大。改革开放是兴国之路，有着最具体最生动的基层实践例证。

三、在那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里，明父却能够使用好各类人、运用好管理技巧。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利益和矛盾的错综复杂。领导一个几十人的生产小队一点也不比领导一个几十人的行政单位容易，有时甚至更难，因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的老百姓们更难管理。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岁月里，在革命运动代替行政管理的形势下，明父却无师自通的悟到了许多有效的管理技巧，让好人能人笨人劣人废人等等各类人都能够为我所用，发挥出各人所长，特别是个别“谁的账都不买的刺头儿”也能甘心认明父做大哥，服从明父的指挥和管理。

明父最自矜得意的是组建班子的“高招儿”：找一个能力平庸、柔顺懦弱的“老实人”当二把手副队长用以辅助自己，找一个吃苦肯干、头脑简单的“将才”当三把手“打头的”用以带领大家干活儿，找一个有一定家族影响又肯合作的“专才”当会计用以平衡村内各种势力，团支书的位置自然只会留给自己的大儿子（堂皇的理由是唯一的高中毕业生）用以培养未来力量，而自己作为一把手则既掌握着说一不二的权力，又用不着过于操心费力。好像我从小就对明父的自矜不以为然，工作以后更是看不起践行这套“帝王心术”的某些领导，心里总想着：过早成熟的官场文化已经渗透到中国的最基层，一个最底层的农民玩弄这套把戏已经玩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了，再玩还有什么意思？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何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腐朽最丑恶的部分？！而在自己的管理工作中，我更多采用的是现代团队管理方法，什么用愿景整合利益、用真情凝聚人心、用制度机制建设团队、用最大激励使用人才、追求建立“各展所长的大舞台、共同进步的大家庭”之类的。临近退休的我在认真对比两者之后，不得不悲观地承认：明父玩的这套把戏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更好使些、更管用些，有人能爬到更高的位置也是由于能满足“大一把手”需要的“科学原因”，不全是因为溜须拍马和当白手套之故。当然，明父的内心独白，是永远不会讲给大家听的。也许是在家里酒后的得意失言，也许是有意教育自己的儿子。可惜儿子听到这些话的心理却是逆反的，非但没有学有所得，反而天生排斥。

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叫补习班，放学写完作业之后的时间，除了帮家里干点割猪食菜、浇屋前菜园之类的小活儿，就是疯玩儿。“春困鼾然黑土垅，夏饥甜点榆树钱。秋逐家犬钻谷垛，冬弄河冰作玉玩”是我曾经回忆儿时快乐生活的几句诗。那时候，生产队的场院和队部是就是村里的“广场”了。小孩子在大人干活儿和开会的场合钻来钻去，没人以为奇怪，更没人驱赶。大人的说话办事，包括说许多限制级的玩笑“浑嗑儿”，都当小孩子们是不存在的。当时耳濡目染了看不懂也听不懂的许多事，长大后回想起来才琢磨清楚其中的道理。比如有一次，一位妇女投诉记工员对自己剥苞米的筐数记少了，理由是作为队长老婆的母亲和有些人的筐数比自己多，是记工员克扣自己，要求增加自己的筐数与母亲一样多。那时候，家庭妇女不是劳动力，是不能在队里挣工分的，只在秋收的时候干些力所能及的剥苞米、捡黄豆等小活儿按记件分得豆腐或粮食之类的实物。由于涉及到直接利益又涉及到队长家属，于是明父在队部召开全社大会来处理这件事，我们这些没人管的小孩子们也混迹其间。记得在听完了记工员和投诉人各自陈述之后，明父立即做出了处理：当着全体社员的面对投诉人这样说，你没干那么多，想让记工员增加你的筐数办不到。你不是说你大嫂（指母亲）的筐数多吗？那就减掉你大嫂的筐数跟你一样，这回你满意了吧？其他人的记工结果不能动，散会！这样的处理结果让当时的我心里不高兴，因为意味着当天家里分得的豆腐会减少。

后来，从事管理工作久了，我才逐渐懂得父亲处理问题的高明：第一，这件事是查不清楚的，记工员和投诉人各执一词，旁观者也确认不了事实真相。第二，即使费力查清，也不会有更好的处理结果：如果是记工员为了讨好领导多记了母亲的工作量，处理记工员就会影响管理的权威，还会连带损害自己的形象；如果是那个手笨的妇女眼红别人可以多分几块豆腐，就拿母亲来说事儿以为队长没办法只好加自己的工作量，处理这个投诉人也会被有些人说成是以势压人，而不可能得到一致的认可。第三，这件小事儿不值得投入过多力量去查，秋收大忙期间，把地里粮食赶紧收回来的正事要紧。第四，投诉的那个妇女没有那么多心眼儿，突然跳出来投诉而且拉上母亲说事儿，应该是背后有想整事儿的人在怂恿她这么干，想出个难题看队长咋办或想给队长抹点黑什么的，这个背后的人同样也是难以查出来或查出来反而难办，或者伤了和气不利于下一步工作，或者积下怨气招致更多的反对。明父这样“快刀斩乱麻”的果断处理让任何人都无话可说，是最为妥帖的，综合评估也是得分最高的方案：一方面是维护了下属记工员的记数权威，也就是自己的管理权威；二方面是证明了自己的一视同仁和大公无私，绝不偏袒老婆；三方面是节约了时间精力，集中力量搞好秋收大事。四方面是尽可能地团结了各方力量，让整事儿的人败事儿却不伤面子，维持住局面不乱。五方面是事情虽然不大，但不能糊涂过去，必须明定是非，召开全社大会公开而正式地处理，可以维护公权力的严肃性。六是用损害自家利益的方式来安抚投诉人的情绪，却不满足投诉人的无理要求，以“投诉不可能得利”的确定结果避免了后续的连锁反应。明父处理的这件小事，一直深留在我的记忆中，不仅体现出明父不看重私利和小利的“官品”，也体现出明父考虑周全和处理妥帖的“官智”。前些年我讲管理艺术课时，一直想作为经典案例拿来讲讲；但由于现在城市人无法理解当时农村的特殊社情，也由于是自己父亲做的事要避自吹嫌疑；因此就一直没有讲。今天在祭文中讲出来，只是希望这个“以小见大悟解管理艺术”的经典管理案例不致于随着明父的灵魂和肉体一起消失在这个世界里。

四、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久，明父就开办了豆腐坊，种植了沙果园，承包了杨树地。

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最直接的改变是乡村组织方式的改变，从集体生产变为家庭单干了。一家一户分别耕种自己的责任田，能力的差别就显现出来了，明父的“种地专业”之明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在农村种地也是有技术含量的：春天要看准土壤墒情选种播种，夏天要看准雨水变化除草施肥，秋天要看准庄稼熟透不落籽时抢收归仓。这些都是以农民对农时的把握能力和对土地作物的认知水平为基础的。刚分单干那些年，明父种的地总是村里长势最好的，也是亩产最多的。当地人在夏季描述庄稼长得好总是说“长得黑咕隆咚”，用以来形容一块田的绿色之浓厚和长势之旺盛。没有一线经验的人，理解不了这种民间用字的生动之妙。另如对苞米穗子出缨儿，也从来不说“长出来”，而说“拧出来”。

当明父决定要开办豆腐坊的时候，引起了全家人的质疑：你会做豆腐这门手艺吗？给生产队做豆腐的老杨头儿可是凭这门手艺才把全家户口落在本村的。明父自信地说，老杨头儿在生产队做豆腐我看过多遍，没什么难的，他会我就会。原来他当队长的便利条件是谁干的活儿都可以仔细看，干活儿的人不能对他有技术保密。虽然全家人怀疑明父的所说，但他想干的事情没人敢阻拦，于是就买驴置设备开办起来了。家里人没想到、村里人更想不到：当了多年队长的明父竟然掌握了做干豆腐的手艺，而且没过几年，“老樊家干豆腐”就成为了十里八村有名的最好卖的豆腐。明父这种“一看就会、无师自通”的天生灵性直接地遗传给了小妹。小妹与妹夫回国开办水貂养殖厂没几年，就辞退了年薪三十多万却不认真负责的技术员，自己研究摸索养貂技术，直接指挥管理养貂工作。最大的年养殖规模达到了四万多只，成为东北三省和内蒙古最大的民营养貂厂。而且，竟然把也称为“貂鼠”的水貂养到最大的有十多斤重，让一群在东北地区流动作业的专业剥皮工人惊讶不已。我曾嘱她做几个标本展示出来，只是阿荣旗没人会做动物标本、去哈尔滨找人做又一直找不出时间办这样的闲事。可惜养殖厂在两年前的疫情期间关闭了。

高中寒假在家的时候，每天凌晨三点多钟，毛驴拉磨的嘚嘚蹄声和嗡嗡磨声就会弄醒我。那是母亲在把昨晚泡好的黄豆磨成豆渣沫儿，然后倒进大锅里煮沸。五点多钟，父亲起来用设备从煮熟的豆渣中挤出豆浆到大缸里，再用卤水把豆浆“点”成豆腐脑，再把豆腐脑一瓢瓢“泼”进木方容器内的一层层纱布上，再用压力设备经过一段时间把水分挤干，再一层层打开纱布、揭出一张张豆腐皮。父母忙完所有这些（其中的“点”与“沷”是决定豆腐好吃与否的关键技术环节，必须明父亲自做），已经是白天的八九点钟了。最后，母亲把四十多斤的“干豆腐”包好放在自行车后架上，父亲顶着寒风冷雪骑车去附近的各村沿街叫卖。改革不久的农村还很穷，一般只有家里来客人或过节日才舍得买几斤豆腐吃，明父有时要到天黑才能卖完回家。当时有一首流行歌曲叫《酒干倘卖无》，镇里到处都有录音机在播放。上学的我，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忍不住泪盈满眶；即便到了今天，我听到这首老之又老的老歌，仍然会心酸眼涩。

明父张罗购买沙果树苗，把新买房子的屋前大菜园改造成沙果园的事情就办得顺理成章了，因为家里人知道他在山东时种过苹果树。春天开满鲜花的果园，遗憾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因为我已经去外地上大学了。每年的暑假回家，我都会欣喜看到满园满树的累累硕果；当然都是青涩的果子，要等到秋天熟透才能摘下去卖。父亲多次跟我说过，无论遇到多么烦心的事，只要拿上工具进园子侍弄一会儿果树，心情就会舒畅起来。在春天满园开花的时候，没事儿就进园走走，心里特别得劲儿。摆脱了生存压力、过上了轻松日子的农村生活的惬意是都市人体验不到的。明父去世后，我去仍在农村生活的大妹家住了两天。我吃着妹夫从阿伦河钓来的野生鱼、大妹从后园新摘辣椒炒的土鸡蛋、自己从前园刚摘的带剌儿黄瓜，在远近的犬吠鸡鸣中安静入睡，在浓淡的朝霞晨露中悠然醒来，看着墙上缀以“哈里路亚”和“以马内利”字样的中国“福”字贴、库里的皮卡汽车、院内的拖拉机等等一切，回想四十多年前老宅的农村生活，恍如隔世一般。我这个当年极力跳出农门已在深圳生活了二十多年的都市人开始重新羡慕乡村人的生活。

明父承包下东山岗外那片当时没人愿意要的杨树地，也是等时间过去四十年之后，土地本身逐渐显现出价值，人们才看懂了明父当年决策的“明”与“远”。

日子一天天过去，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二儿子大学毕业了、去城里海关工作了，大儿子教师转正了、去旗里纪委上班了，大女儿嫁去邻村了、开门立户过日子了，小女儿去俄罗斯经商了、开上高档汽车了……明父领导和管理的这个大家庭事业，跟随着中华民族的国运昌隆蓬勃地发展起来了。明父内心的无比骄傲和无限自豪是经常溢于言表的，特别在酒后是绝对抑制不住的，甚至有时会得意忘形到眼里没人的地步。直到一九九八年他六十岁的时候，我逼着他“退休”了，由我作为“财政局”给农民父亲发放“退休工资”。开始是给家里带钱或邮钱，后来我在农业银行为父亲开了一张储蓄卡，告诉父亲：“密码是我的生日。你只要记住二儿子的生日，就永远能从银行取出钱来”。那时我在边关工作，工资还比较低，为父母做这些需要克服相当程度的困难。但是反思起来，这是我此生做得最后悔也最安慰的一件事。后悔是的突然无事可做的明父虽然过了十几年快乐闲适的生活，但七十五岁之后迅速地糊涂了衰老了。如果让他有事做，应该不会衰老得这样快。特别是近三年见证了父亲瘫痪在床的“重度衰老之苦”的难受、难熬和难堪（回乡诗中有述），更觉出佛学哲理的伟大，也才理解“死亡是为徒刑般的老苦所设的期限”的无奈。安慰的是作为农民儿子的我毕竟给了父母最现实的报答，竭尽全力让父母无忧无虑、有滋有味地过上了与城里老人同样的晚年生活。

五、明父的不明之处，的确有“犟”字之过分，但无损于“明”字之谥评。

明父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再明白的人也会不明之处。最不明的表现就是脾气太犟了。他认定的道理、他坚持的原则、他要做的事情，谁都拦不住，一定要干到底，哪怕付出再多的代价。村里有人批评他犟的程度是“咬住屎橛子给个麻花都不换”。这种犟到底的习惯一直坚持到他临终前三天的夜晚。他反复伸手想扯下让他感到难受的输氧管和导尿管，我把住他的手劝他不要扯、阻拦他不要这样做。他突然就怒了，伸手打了我一巴掌，而且用力折我的食指惩罚我对他的干预，虽然是那样地虚弱无力。当晚和我一同陪护的大妹感慨说：“爹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他要干啥就得干，谁拦跟谁急眼”。明父当年在农村，无论家里还是队里，他要做的事情，是没人敢管的，更没人敢拦的。实际上，对生产队的有些事完全没必要叫真，他不仅叫真，而且叫到底。他的犟不仅对下，同样也对上。上级定的事可以改，自己定的事却不能动。明父丝毫不懂得官场生存的柔顺之必须，后来竟发展到“抗上”成为一种习惯。虽然那年代有很多抗上后来证明是对的，但也有许多抗上是不必要的，他每每挂在嘴上的是“明年不干了，爱找谁找谁”。从我记事到分单干之前的那些年，记得每年冬天大队书记都要来家做他的思想工作：“老樊明年还得你干，这个队别人整不了”。这样，明父才勉为其难接着当下一年的生产队长。另外，农村的江湖同样水深。每年工作中遇到的干扰和阻力，甚至发生一些想不到的事情也让明父伤心不想再干了。记得文革后村里有人偷偷在路边的墙上贴了一张明父的小字报。明父发现后，立即召开社员大会讲：真是见鬼了，文革时村里都没有一张大字报，现在却出现了小字报。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老子肚里有货不假（指陪上级或班子集体公款吃只炖鸡喝个酒之类的），但是兜里干净（指绝没有贪污腐败），不怕你讲。马上用毛笔把小字报抄成大字报贴在队部的墙上。让大家公开评评理，到底是泼脏水，还是真有问题？那张大字报似乎在队部墙上贴了好长时间，那时的我看着很刺眼，内心却没有能力理解明父经常感叹“我在队里是棵孤树”的艰难和凄惶。

明父另一个不明之处是不能包容世人的平常和平庸，说话过于尖锐乃至尖刻，无谓地得罪了太多的人，不必要地树了许多的敌。还是临终三天前的那个夜里十一点之后，极度衰弱的父亲突然变得异常亢奋，那只灵活的右手不停地挥舞着、指点着，嘴里不断咿咿啊啊地急切说着、喊叫着，看表情好像在与人争论、争执和争吵……一会儿好像和了，首肯似地平静说着话；一会儿好像输了，露出哀哀无助的表情、发出可怜的哭声；一会儿好像又奋起争斗，咬牙切齿地发出凶狠的表情、大声喊叫起来……一直折腾到早上三点，心率竟达到了每分钟二百多次，我赶紧敲醒值班的医生来紧急救治。邻床一个护理病人的老太太讲，这是不想走的父亲在跟黑白无常争讲。明父不想“走”是有科学数据支持的，从百度上查到人在血氧饱和度低于70情况下，一般生命不会超过24小时，而明父竟然坚持了52个小时还多。我眼看着明父的异常表现，心里却是满是理解的酸楚：明父的一生太难了。在认熟欺生的乡村社会里，在“气人有、笑人无”的庸俗关系中，孤树般的“外来户”明父要怎样顽强地与有势力的“坐地户”们斗智斗勇斗狠，才能争来人生尊严和发展机会？这种沉重的精神压力多年来被明父倔强的性格和顽强的毅力深深地压抑到潜意识之中去了；临近气力衰竭的人生之末，它们借助幽暗的黑夜全部泛了出来。

父亲临终前三天打我的那巴掌，成为此生对我的最后抚摸。我是父亲最喜欢也打得最多最狠（祭母文中有述）的儿子，更是最给父亲长脸也独立得最早最久（从初一住校开始）的儿子，但父亲一直是我行走人世间的精神倚恃，那怕是他躺在病床上只能进行抬颌式呼吸的时候。父亲去世后的前三周，我天天晚上做恶梦。梦的内容记不住，但都离奇而恐惧。半夜或凌晨突然惊醒之后，心脏仍然通通急跳，总是不自觉地用手抚胸，以更快更真切地确认梦境是假的。从小被父亲称赞刚强也一直自认为刚强的我突然发现：自我意识的最深处仍然有一个小男孩儿。在突然失去父亲的精神倚恃之后，小男孩儿的内心竟然如此地惊恐无状、慌恐无助和惶恐无力！

“人，这一辈子都是稀里糊涂，没有谁能活明白”。这是父亲晚年的口头语。年纪渐近花甲的我，也渐多对此的心理共鸣。在殡仪馆“平安堂”为父亲守灵的三个夜晚，我的思绪总是飘浮不定，一直难以集中精神为父亲写祭文。偶尔走到院里仰望天空，只见一弯暗黄的下弦月像上天努力半睁开的眼睛，悲悯地俯视着这昏暗苦难的人间。不知不觉之间，混乱的思绪竟然生成了一些奇异的联想：馆外那两排整齐的高大挺拔的白杨树，不是大自然为人生最后一站的平凡父亲安排的威武的仪仗队吗？夏夜高空闪烁的那几颗大星，不是大自然为即将最后一次远行的父亲点亮的引路灯吗？凌晨遥远天际飘浮的带状乌云，不是大自然为劳作一生的父亲挂起的巨大挽幛吗？人是自然之子，生于自然，归于自然。大自然自会给它的子民以恰当的安排。父亲来到世间，带来了我们兄妹四人；父亲离开世间，留下了一个阶层跃迁的大家庭。一九六三年父亲从山东省郓城县城关镇芦庄科大队来到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三道沟公社乐昌大队兴合南小队时孤身一人；二O一七年参加父亲八十大寿家庭合影照的已有二十一人。父亲的一生，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了吧？作为一个普通人，应该算是活明白了吧？

我相信：父亲一定会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幸福地安息。

后记：记忆中的家乡小村，虽然山不高水不深土不沃，却是一块旱涝保收的风水宝地：雨水多的年头，洼地歉收岗地丰收；雨水少的年头，岗地歉收洼地丰收，永远能够保障一村人温饱生活。可是，在2019年那个唯一无雪的冬天里，母亲离去了；在2023年那个唯一雹灾的夏天里，父亲离去了。虽然他们离开这个小村已经十八年了，但他们最终的命运却和这个小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父母的骨灰安葬在小村东山岗上自己的田地里，而且墓地的具体位置是父亲六年前亲选的。能够生于土地归于土地，是农民才有的福利和幸运。写这篇祭父文的时候，我内心一直难以摆脱一种愧疚感，对比那篇祭母文，理性还是太多了一点，感情却是太少了一点。想想作为父亲的角色，也是一种悲剧的角色。父亲为一个家庭所承担的责任压力、所耗费的心血汗水、所做出的实质贡献应该是远超过母亲的，但收到的儿子感情回馈却是远低于母亲的。连我为父母之墓题写的七律诗，竟也越看越像一首应制诗：

“云罩川岗禾满田，

古边界地载流年。

土生归土循天道，

风送随风依命缘。

父母恩德同感戴，

山河灵秀永留传。

一生万里奔波苦，

后代蒙庥福祚绵。”

（2023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