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刺耳的啸叫声突然闯入我模糊的意识里,我迅速做出判断,这是对床的小伙子(43岁)的输液泵的告警音(这个声音响过一次,是药滴完了)。我隔着床位隔帘静听了几秒,陪护人(他老婆)没反应。我赶紧起身,下床,虽然心里想的是快点快点,但动作确实是笨笨磕磕地,一只脚怎么也伸不到床下的鞋里,好像瞄不准位置,对不准角度。干脆一脚踩地,弯下身来,摆好鞋子,穿上,拨开布帘子,快步走到对床。没看到按铃。我快步走到走廊(门口就是护士站),中等音量喊了一声“护士”!
护士从几十米远的另一个病房走出来,我说“输液停了”。护士问“几床?”。我扭头问刚刚惊醒的临床陪护“几床?药没了么?”。“12!没了!”。“12,药没了!”。说话间护士已经进病房走到病床前,她确认了一下“是压到输液管了。注意不要压到……”。
这里是去年十月刚刚搬迁的全新建的区人民医院,坐落在县城外的南山脚下。医院是在一片城外的一片荒地上建成的,造价5亿多人民币。正面是四层的门诊楼,背面是十一层的住院楼,中间完全连通。急诊,超声,CT、核磁,介入手术室都在门诊的一楼大厅周围。很有点私立医院的现代感。
这次父亲心梗急性发作经120急救车送入急诊,初步抢救后进入介入手术室,心脏支架手术结束后转入重症病房治疗,一路非常顺畅,没有耽搁一点时间。父亲命好,若是在老医院,不知会耽搁多久。转去市医院也来不及。
我们住的是四人间的重症病房。房间很大,由两间普通病房合并建成。北向四扇玻璃拉门面对护士站和医生办公室,南向两个四扇大的窗子面向南部的绿色小山。东西对脚各摆两张护理床,中间还余四米距离。门口右手是卫生间,左手有一些急救设备,药品。整间病房很空旷,大门一直敞开,方便病床出入,也给医生护士集中抢救留有充足空间。

父亲是老弟送入医院的,当时就进行了心肺复苏。等父亲回过神而来,老弟毫不犹豫地在手术单上签了字——救命要紧。我第二天到达医院,看到父亲安静地躺在门口的病床上,身上连着好多条管线。床头的架子上有一台监控仪,显示心电,心跳,血氧,血压。这些数字,我看得懂的部分都还比较正常。虽然知道父亲前一天经历了那惊险的一刻,但眼前这一幕让我觉得很安心。

此后的几天我就住在旁边那张病床上陪伴父亲。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像特别安静听话的孩子,除了吃饭,大小便没有任何需求。入院前手术后他吐得厉害,换我陪护后他饭后也有肝胆疼的症状,尤其吃得稍微多点硬点或者有点油,疼痛会加剧。但他不会哼出来,他说忍一阵儿就好了。父亲是不想打扰我休息,他一直如此,所以我在他身边很少焦虑,很少不安。只要他点头的事,我就会丝毫没有后顾之忧。我的安全感一直来源于这种默契。
病房里的夜晚肯定不会安静的。这间病房来过两个病人。一位是70多岁的老妇人,老伴送来的。她告诉医生她有高血压,糖尿病,脑梗,肾……,现在心区疼痛。一会儿一上厕所,颤颤巍巍地扶墙过去。医生护士反复强调平躺,不允许下地。老伴才明白可以从护士站买一个尿盆接尿。两个儿子及其它亲属陆续到来,屋子里热闹非凡,聊天拉家常一直到晚上十点。急救车到了,老人转到市医院了。
房间里就剩我们一家了,显得很安静。但走廊里的说话声,走路声还是时时传进来。制氧机咕噜咕噜的水声,监控仪信号干扰时的短促的滴滴声,血压计每小时自动充气测量的沙沙声此起彼伏。当这些声音融入到夜晚的病房和走廊里,也会给人一种安全感——房间外有护士和医生在守护,不必关门,开着门更安全。那些医疗器械的合声就像安眠曲一样陪我入眠。
房间很空,父亲睡得很沉,无人打扰,比在家里休息效果还要好。父亲安眠,我自然也安眠。
今天是手术后第八天了,明天父亲可以出院回家康复了。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一个月后要去北京请专家给出意见,另外一条钙化的血管到底能不能做支架。本次医生手术时尝试过给这条血管放支架,但失败了,只好留待第二次手术解决。
度过了一个难关,就进入了第二关,人生本就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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