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65岁。这多半年,父亲住了三次医院。每次都是很严重了,自己起不来动不了了,才给我打电话。第一次,是去年中秋。
放假的第二天晚上八点,电话响起来,我看到是父亲,接通时,却是二爸的声音。他严厉而冷漠地通知我:“你爸睡炕上不得动弹了,可能中风了!”我刚说了句“我马上过来……”,爸颤抖的声音让我陡然心酸起来,“太晚了,我再凑活一晚,你明早坐班车来,现在过来没有车,你也不安全。”我知道,爸担心我,怕麻烦我,也怕多花钱。我只说,我马上来。
挂断电话,我的心砰砰直跳。中风!中风!我一边想着怎么过去,一边给妹妹打电话。这个时候,能不能叫到出租车,叫不到怎么办?我能不能把父亲从家里背出来?父亲要真是中风,瘫痪了怎么办?乱七八糟的想着,收拾好跑下楼。
妹妹也赶到了,我们很幸运地打到了车。到现在我还很感激那位出租车司机,他知道我们接病人,不嫌晚,不嫌路远,而且尽可能快得赶往我40公里外的老家。父亲其实回去才三天,说是要剥玉米。怎么会这样呢?
一路想着,终于到老家了。进门看到父亲坐在炕沿,我心里松了口气。才看见我们村的组长坐在沙发上。是他来给我爸烧了炕,又把我爸扶起来的。又是好人。父亲尿裤子了。这是父亲以前所设想的老年生活中,他最不能忍受觉得最可怕的。我一直在颤抖。找出衣服给父亲换好。组长帮忙把父亲背到了出租车上。父亲连坐的力气也没有,我尽可能的靠紧他,拉着他的手,怕他倒下。他的手很凉很凉。
一路上,我们和妹妹搜肠刮肚的想医院有没有认识的人,怎么能联系到床位。我现在开始痛恨自己的不善交际,小小的县城,竟然没几个认识的人。终于,本家的一个哥哥说他媳妇的舅舅在县医院,他给说了,可以去。
终于,父亲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不管怎样,是在医院,我对自己说。
我一直害怕父亲是中风。做完CT , 大夫又做了其他检查,判断不是。我又松了口气。不是中风,又是什么呢?大夫只能从化验结果看缺啥补啥,打点营养针。父亲愈发虚弱了,整个晚上,自己一点不能动,又浑身压得难受,我只能不断的给他翻身,快天亮的时候,他才睡着。第二天又是各种检查,药也没停,父亲却不见好转,大小便完全不能自理,甚至一会儿一会儿就糊涂了。我开始各种胡思乱想,怎么办?怎么办?我没有任何准备。远在甘肃的二妹着急,也下来了。
几天了,父亲仍然不见好转,甚至一会儿一会儿开始犯糊涂。我一向冷静自制,可是在每看到父亲听不听我问的话,或者嘴里胡乱应答时,我觉得整个人又颤抖起来了。我要求转院,大夫又说不符合条件。我不断得宽慰自己,没什么大事,父亲血压血脂一向正常,没什么大病,会好起来的。
终于,三天之后,父亲可以做起来了。五六天后,父亲可以下地走了,我提着的心放下了一点。医生找我谈话,意思是他们也搞不清病因,可能是肾脏问题,但县医院条件有限,无法做相关的检查,更没有治疗的药物。我又要求转院,医生还是很为难。最终我决定带父亲去市中心医院检查,确诊一下到底是什么病。
我叫上三妹,搀着虚弱的父亲奔向宝鸡。一路上我不停地问父亲累不累,能不能撑得住,父亲只是摇头,很少说话,对他而言,说话也很费体力。一康的病人永远那么多,所以可以坐着休息的地方都坐满了人。我想给父亲找个地方坐下,父亲又摇摇头说,他可以。我忙着挂号,交费,所有的地方都要排队。终于,见到了医生。大夫简单的问了几句,就开了好几张检查单。又是一次又一次的交费,排队,所有检查做完,已到中午饭时候了。我们在医院附近的市场简单的吃了点,就又回到医院,终于有空椅子可以坐着休息一下了。
一直到下午3点,取到了检查结果。又是排队找医生。医生确定是慢性肾功能不全。父亲问了一句,是尿毒症吗?医生没有说话。我连忙告诉医生,我们要住院治疗,医生一句没有床位,就开始叫下一个病人了。我们挂的专家号,专家很忙,接下来的开药医嘱都由助手完成。开的药医院没有,叫我们去医院对面药店买。药很贵,一盒270,一个月至少四盒,还要配合高蛋白饮食。从医生确诊后,父亲一直情绪很低落,很久,他说了一句,如果到透析的程度,他就不看了。我安慰父亲,没那么严重,要是严重,医生一定会让住院的。
从医院出来已经4点多了。父亲勉强吃了点东西,我们就又赶往车站,还得两三个小时才能回去,天就黑了。
回到县医院,继续住院,输入营养液,吃着一康开的药,父亲刚刚精神了一点,就要求出院,说他好了。我知道他怕花钱,怕麻烦我和妹妹。我和三妹不能再请假,要去上班,父亲只能一个人待在医院。一直到14天,医生告知可以出院了。
就这样结束了这次住院经历。治肾病的药却要一直吃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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