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竹
一九五八年秋天，六岁半的我，背着母亲用一条新花毛巾给我做的书包，走进村中央的刘瓦小学。这是没收的地主家的一栋宅子，标准的四合院，东西南北四口屋，西南角还有个小小的带地下室的二层小楼。
一年级教室在南屋。我在女生中是年龄最小的，比我大四五岁的女生有好几个，大两三岁的更不在少数。全班只有一个小男生比我还小，他是因为家里没人看孩子才上学的。刚开学不几天，老师走上讲台刚要讲课，我疾步走到老师身边，递给他一张我叔叔写的小纸条，说：“老师啊，俺改了名了。”老师看了看纸条，说：“啊！”我的名字“玉丰”，常常和那个同姓的“玉凤”出现混淆，老师提问她时我不会站起来，但老师提问我时她常常站起来。于是叔叔给我改名“凤玲”。一次语文课听写一篇只有七个字的课文：“早上起床穿衣服。”老师念到“穿”时，我还没有“起床”，我大喊：“二叔啊，俺还没写完呢！”语文老师、我的本家二叔温和地说：“你写吧。”算术课上，老师提问全班：“4加4等于几？”我立即举手大声回答：“8！”老师说：“对了！”奇怪！我并没有在脑子里计算，更没有数指头，只是心不在焉地随口而说。是什么指挥我说而且说对了呢？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潜意识？
刚上学时没有纸质作业本，用的是石板石笔。石板十六开大小，周围镶了木框；石笔的原料是化石，长度约等于半根铅笔，比铅笔略细。写字前要用小刀刮石笔，刮出个尖头做笔头。一块长约一扎宽约四指的毡片，卷起来，用线缠牢，就是石板擦。在石板上做算术题时，我右边的同位常常问我，或是看我的石板。她怕交头接耳被老师发现，就要求我写字时把石板侧竖起来，版面朝着她，这样她抄起来神不知鬼不觉。
三年级时，一次分角色朗读课文《给孩子们吃》，人物有列宁、警卫员、女秘书。老师让我担任女秘书。全文我只有一个字的朗读：人们送给列宁同志一条鱼，列宁让女秘书给幼儿园的孩子们送去，女秘书说：“是！”学分数时，本村的王老师从家里拿了一个窝头，在讲台上一边切一边讲二分之一、四分之一。
六年级的政治老师兼音乐老师是傅克厚校长。政治课上，他总是板书满满一黑板，他的字很漂亮，像魏碑。他弹着风琴教《国歌》、教《国际歌》。那些年我爷爷在村里代销点干代销员，与老师们很熟。他向傅校长借书看，傅校长借给他一本《红旗谱》。傅校长在调来我们村之前，大概是立了军令状的。据说他先前工作的那个学校升学率不高，他挨了批评，所以他对我们这一级抓得很紧。临近中考前，成立了学习小组，成绩好的和差的搭配着，晚上点上油灯学习。我家住在村南，我的学习小组在村北。
教我们数学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张老师。他是幽默大师，他讲课生动，面部表情、肢体语言都很丰富。他兼教地理课，我和同学翠芝常常背后学他讲地平线：“我们站在平坦的原野上，朝前看去，天和地好像连在一起，形成一条直线，这条线就叫地平线。”他右手掌缓缓地向前伸出，把“看”字的调号四声读成一声，好像戏剧里的念白。我的数学作业几乎全是得5分，而且书写工整。张老师书写更工整，他把“5”字写得大大的，弯弯的像称钩。他出身富农，岳父家是地主。据说他曾一度想把名字“兴武”改为“兴无”，因为那时有句政治口号叫“兴无灭资”。多少年后，我和文娥去看望生病的张老师，他说：“当时你们这几个学习好的学生，都是老师的爱臣。”
王瑞宝老师是优秀的语文老师，讲课很受欢迎。他范读课文《鲁班学艺》，读得很投入，读得额头上冒着汗珠。我爱好语文，作文常常被王老师在班上读，或是贴在教室的墙上。我们几个女生把小尺子横在本子上，写出的字下端刀切般的齐，以为美观极了。其实小学生应该写楷体字，但那时对于书写，老师只看对错，不教字体，横平竖直是写字的标准和口号。放学时，我和文娥等人常常被王老师留下，检查那些没背过课文的同学，直到他们背过为止。王老师调走的那天，我们全班同学趴在课桌上哭了一节课。
那时我们的体育课没有这项目那项目，因为没有什么体育器械。上体育无非是到场院里跑跑步，练练队列、做做游戏。后来校园里安了乒乓球台。我非常喜欢打乒乓球，我报名参加乒乓球小组，但没被批准，张老师说我身体太弱，臂力不行。看着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练乒乓球，我羡慕极了。我终生以此为憾。
我是文娱委员，上午下午的课前预备十分钟要唱歌，我在讲台上打拍子。我音色不错，但我独唱不行，因为我胆小、怯场。合唱每次都有我。我最早表演的节目是《拔萝卜》，我扮演小黄狗。年轻漂亮的李克芬老师给我们几个女生排练舞蹈《绣花曲》，“总路线那个大跃进啊，新人新事多。”歌颂三面红旗的。我们四个女同学表演舞蹈《学习雷锋好榜样》：“亚克西亚克西，什么亚克西啊，雷锋的事迹亚克西。”我们头上围了红包袱，到各个村里打腰鼓。有个女生老是打错，把“咚咚巴咚巴”打成“咚巴巴咚巴”。在学校排练、化妆、彩排不能按时回家时，奶奶就去给我送蒸包。
我们农村学校没有图书馆，能读到的只有班里订的一份《中国少年报》：动脑筋爷爷、知心姐姐、大明、小灵通。老师介绍过《宝葫芦的秘密》《木偶奇遇记》，但都因为没有书而没有读。《雷锋日记》读过：“吃饭是为了人活着，但人活着不是为吃饭。“”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
我多次得过奖，最早的奖品是一捆石笔或是一瓶墨水。后来时兴了发奖状，一张张奖状排列在奶奶堂屋迎面的墙上。六年级时，校长和老师敲锣打鼓把奖状送到学生家。我在大门外侦察情况，听见锣鼓声越来越近，就赶紧跑回家让奶奶出来迎接。我则藏到门楼的峪岭里，伸头出脑。奶奶笑容可掬地走上前，握了校长的手，说些“这孩子叫你们操心了”之类的话。校长则说些“你这个孩子很好，你养育了一个好孩子”之类的话。
有几个老师并没有教过我们，但印象深刻。两脚有点残疾走路不太方便的五十岁左右的张老师，德高望重，口碑很好。春节村里演吕剧，他男扮女装，扮演《小姑贤》里的婆婆天不怕，演得好极了。矮矮瘦瘦的于老师，两只细细的小辫子像豆角。她是外地人。农村人称外地人说外地方言是“撇腔卖乖”、是“诏啦吧啦语”。于老师教一年级唱儿歌：“洗洗叟（手）、洗洗叟。”她住在学校对门一个院子的东屋里，一个人带着三个不大的孩子，最大的一个也还没到上学年龄。邻村的邢可爱老师，带着几个月大的女孩，住在与学校斜对门的一户人家，房东老太太给她看孩子。她的名字那么好，她女儿的名字更好——曼曼。我们农村人第一次知道了名字可以两个字重叠使用。后来知道她丈夫姓陆，“陆曼曼”，谐音古人的诗句，真有文化底蕴。高个子韩彬老师，她两个字的姓名使我们感到新鲜。她住在学校小楼的二楼。她人漂亮，穿戴洋气，夏天脚上穿一双用钩针钩的鞋子。同学们经常在晚上到学校玩，趴在老师办公室的窗外，看老师们批改作业。一次，韩老师问大家：”你们谁家有咸菜，拿点来俺吃。“我立即回答：”俺家有！“第二天，我把奶奶用毛头纸包着的五六个胡萝卜咸菜送给她，她非常感动。吃糠咽菜，“父子分饭票，亲戚断网环”的年代，一次放学后，我看到一个男老师在教室门外一张桌子上切着焯了的乌黑乌黑的地瓜叶。那时下课后，学生们饿得没有力气在门楼的墙上挤牛，也不再跑跑跳跳，一个个倚着墙站着。
一九六四年暑假，我们到地址在昆仑的淄博十中参加中考。考试结束，我打着油纸小花伞，吃着三分钱买的几个西红柿，走在回家的昆王公路上。回忆考题，有一个算术题我竟然不会，关于分数的单位的，我竟然不知道分数的单位，而且还坚决认为是课本上没有、老师也没讲。我的考试成绩一向多是满分的，我这学习上的“老虎”，这次“打盹”了。
这一年，我们刘瓦小学二十四名毕业生，被淄博十中录取了八名。据说傅校长兴奋地大喊：“打响了！打响了！”在中考问题上，我以为如果不是因为讲出身，我们班的录取率还会更高。
地主出身的女同学书琴，一次算术得了一百分。下课后，她走到院子里，倚着墙站着。几个男生在她面前齐声大喊：“地主算术一百分！地主算术一百分！”她把头深深地垂下。没到毕业，她就不念了。
翠芝是我的好朋友，因为我俩都是“没有心眼”的老实人。她学习成绩不错，特别是算术，但她没考上初中，我总觉得与她的富农出身有关。在我们学校，翠芝是很出众的。她母亲手巧，给她做的衣裳别具一格。她总是新牌新色，衣冠楚楚，像个城市的学生。二年级时，国庆十周年文艺演出，她是主角，她舞姿优美，活泼可爱。她蹦蹦跳跳地穿梭于舞蹈队伍中间，把一条长长的红绸子分别传送到五个女同学手里，组成一个大五角星。最后，她走进五角星中间，双手展出一面小国旗。她有一双学习很好的女儿。她的小女儿就读于我工作的高中，考上了大学。二零一三年，她听说我家出现了大变故，很挂牵我，从张店来淄川看我。我们坐在阳台上，有说不完的话；我们坐在自助餐厅，吃着火锅，有说不完的话。她怕我孤独寂寞，多次邀我上她家过春节，我怕给她添麻烦，没有应邀。命运没有使她多上学，她只有小学的同学。她说毕业后有个同学给她寄了一封信，因为寄信的同学也是出身不好，她害怕，看了信后赶忙把信烧了。对此，她深深地感到痛惜。她珍惜同学友情，她很想和同学们聚聚。我俩商定明年春暖花开时聚会。我说：“到时我联系！我做东！”我于是与副班长文娥联系，文娥说：“行！等我骑着车子到郭庄打听同学的号码。”可是，二零一四年，她患了重病，聚会之事没有如约进行。我去看望她，她准备了我爱吃的素水饺。我走时，她给我放上全麦粉和一瓶香油。我又提起同学聚会事，她说“明年春暖花开，我身体好点了聚会”。她的病不见好转，我只要提起聚会，她就说“明年春暖花开时”。四年春暖花开了，聚会仍没有进行。她的病越来越重，我几次要去看她，都被她婉言拒绝。我想约几个同学一起去看她，她更是不答应。我们就常常通电话。我告诉她看病花钱多，若是钱紧张可从我这里拿点用，她说：“甭家，有钱！你有这句话我就挺感动了。“她身体尚可时，有一次她给我打电话，和我通话一小时多。后来她体力不支，我也就不敢多给她打电话，怕她接电话吃力，怕打扰她的休息，怕她激动。我就给她妹妹打电话，问她的病情，她妹妹哭着说：“她觉得自己病得那样，她不愿意见人，不愿意人去看她。”我给她妹妹发信息说：“我给你打电话你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她又要给我回电话，她身体弱，打电话累！你劝她好好养病，要有信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是，她妹妹还是告诉了她，她于是打过电话来。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初，我给她发信息：“翠芝：最近身体怎样？好好吃饭，好好养病。”半个多月了，没有回复。十一月十九日，我电话她，接电话的是她的老伴。我问“翠芝最近身体咋样”，她老伴说：“走了，九月一号走的。”走了，已经走了两个多月了！我后悔没有去看她，我后悔没有多打电话问候她。我问临终前她受罪了没有，有没有疼痛难忍的情况，打没打杜冷丁。她老伴说她不能吃饭，人瘦得厉害，最后话也没力气说，弥留之际没有痛苦。辗转病榻四年，享年虚岁六十八。俗语有云：“好人无长寿。”翠芝之谓也。俗语又有云：“好人有好报。”翠芝去极乐世界了！
2018年11月于静虚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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