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已经离开二十年，但他的身影常常闪现在我脑海，似乎从未离去。
他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虽然出身农家，但是读书离开了穷山沟，并没有做太多农活。一半乡土，一半儒雅。朴实，又有点憨，不知算计。大姨妈开玩笑，叫他邓老憨。亲戚们都喜欢他，随和，不计较。邓老憨去到亲戚家，从不把自己当客人。一边聊天，一边就捋起袖子进厨房。
“来! 我今天给大家做两个菜。”于是他就像进自家厨房一样，叮叮当当忙开了。他烧得一手好菜。虽然都是家常菜，但味道极好。我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挂着围裙，一手掀门帘，一手端一碗刚出锅的菜，一声吆喝，“开 饭 了 !”。他的声音里溢满了美食的味道。耳濡目染，我们几兄妹都会做菜，在各自的小家庭里，都是厨房主力。
在老家，亲戚们聚到一起，通常要打两圈小麻将。邓老憨拙于此道。人家面前麻将都摆成一排，他的麻将摆成乱阵，东边两个，西边两个，前后好几排。摸起一张牌，他要看半天，好不容易选定一张打出去，还没放下，又变了主意，悬在空中好几秒。众人一气催，他却不急。姨妈们一边催，一边拿他开涮，他也不恼，我行我素。麻将哗哗啦啦，大家嘻嘻哈哈，是个乐子。
邓老憨确实有点憨。哥哥曾经开过一个小饭馆。他有一次去帮忙，客人来了。问蛋炒饭多少钱一份，答两块。问有几个鸡蛋，答两个蛋。客人说那我只要一个蛋的蛋炒饭，问多少钱，答一块。于是一块钱卖了一份只加一个蛋的蛋炒饭出去。哥哥哭笑不得。
他爱写文章，笔耕不辍。在大学里教政治经济学，没课的时候，他就在家里写文章。写成的稿子一大摞，退回的稿子也是一大摞。他并不气馁，总是写。偶尔发了一篇文章，他就很高兴，会做几个小菜，特意庆祝一下。写东西的时候，他爱抽烟，那间屋子总是烟雾缭绕。母亲不喜欢烟味，时不时要唠叨几句。他倒是不争论，也没见他改。在厨房做事情的时候，也喜欢叼着烟。老妈只要没有抓到现行，他总是不认。有一次家里要包饺子，父亲提前剁好肉，放在冰箱里。老妈准备拌馅子，赫然发现剁好的肉上面横躺着一截烟灰。铁证如山，老妈一阵数落，他也不好说什么。
他心眼好。我们家在遵义医学院，以前叫大连医学院。很多大夫，因为支援三线建设，从大连来到了偏远的贵州。因为这个缘故，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医院是贵州数一数二的医院。经常有农村的亲戚过来我们家，来看病。看病不容易，找个熟人，能帮很大忙。乡下的亲戚找上门来，他总是来者不拒，热心的帮忙张罗。他是一个教书匠，跟医生们打交道不多。母亲在科研处，认识的医生多。亲戚们是来找老爸，但事情得老妈去办。人来得多了，老妈难免有些牢骚，毕竟要求人办事。这时候他总是陪着小心，哄着老妈出马，带人家把病看了。我有一个远房表哥，在八十年代初严打的时候犯了事。偷了人家的鸭子，就被判二十年，关在田沟煤矿-----一个劳改监狱。他来回奔走，后来帮这个表哥争取了减刑，少坐七年牢。
他并不是个书呆子，喜欢到处走动，看外面的世界。如果有机会出去开会，进修，他总是很开心。所到之处，美景美食，必定一网打尽。我们十多岁的时候，他们定过一个认真的三年计划，就是要把我们家三个孩子，从大到小，轮流带出去一次。哥哥第一个，跟着他去了昆明，游览了滇池和石林；我第二，去了北京。不过我不是跟父母去的。他们有个好朋友，一家三口夏天去北京旅游，于是就捎上我；妹妹第三，跟母亲去了上海，期间竟然在上海走失了，把同行的大人们吓得够呛。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计划，也许是我的父母做过的最有远见的一件事。哥哥一度很淘气，现在居然变身户外达人，遨游天下；妹妹去到美国，也将近二十年了。我的双脚，已去到过全球许多地方。我总是想，此生的一大遗憾，就是没有机会带父亲到广州住一阵子，看一看。我在这里还居无片瓦的时候，他就匆匆离去，连孙子都没有看到过。我常常想，如果我带他去旅行，他一定会很享受。
他没什么架子。在我们面前，从来不摆出家长的威严。我们几个孩子，可以和他随便开玩笑，讲他的笑话，他从不恼。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家家户户，开始有了电视机。电视机里放的第一部美剧，就是加里森敢死队，风靡全中国。我这个五音不全的人，现在都能哼出剧中的主题曲。敢死队的成员，每人都有一个绰号，有酋长、卡西诺……，带头那位，就叫“头”。从那以后，我们就不再叫他爸爸，我们都喊他头。直到现在，清明的时候，我和哥哥去看他，都说去看看头。
有这样一个头在，我们家总是充满欢声笑语。楼上家的孩子到我们家来玩，很是羡慕。他说他在楼上都能听到我们家传出的笑声，而他们家总是非常安静，吃饭的时候也很安静。当然生活并非只有开心的一面。家里有两个差不多大的男孩子，就像并排挂了两颗雷。我小时候经常跟哥哥打架，闹得不可开交。“头”自然要管一管，但大多是高举轻放，很少疾言厉色。我从小到大，几乎没有挨过打。哥哥皮，受过一些皮肉之苦，不过大多也是苍蝇拍打打掌心，点到为止。父母二人一个罚，一个哄，红脸白脸，配合默契。
只有一次，头真的发怒了，哥哥被他狠狠揍了一顿，妈妈挡都挡不住。那次是哥哥私自拿了家里十块钱，被他们发现了。那时候，父母一个人的工资大概是五十块，两个人就是一百块。十块钱，就是这个家庭一个月收入的百分之十。如果说，以前挨打都是挠痒痒，这次就是来真的了。在头看来，私自拿家里的钱，是不可以的。
哥哥跑了。
那时候，是冬天。天色暗下来，他还没有回来。我们全家出动，分头寻找。找啊找，嗓子都喊哑了。我带着妹妹，找遍了他可能去的每一个角落。看到一处灰烬，我们会守候好久，这会不会是他生过的火呢？那天晚上，哥哥没有回家，没人知道他去哪里了。第二天，我和妹妹继续在附近找，妈妈守在家里，爸爸搭车去到贵阳和安顺的亲戚家里找。我们都没能找到他。
第三天，哥哥回来了。他去了绥阳他保保家。保保，就是干爹。来遵义之前，父母在绥阳畜牧局工作，哥哥和我都是在绥阳出生的。他们在那里有两个好朋友，也是一对夫妻。哥哥出生后，好朋友非常喜欢他，三天两头过来看这个小宝贝，于是就认了保保。
回来就好。那以后，头再也没有打过哥哥。
后来，一向健康的头，突然得了肝硬化，消瘦，肚子胀得很大。我和妹妹都在外面，哥哥和妈妈照顾他，直至离去。他回到了农村那个青翠的山沟沟，每年，哥哥都会去看他。今年，我也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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