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老师

我曾在乡下中学读书。

那时的乡下中学有个特色，老师大都是家庭或者个人历史有问题的，被下贬农村。其实他们都是挺有学问的老师，教书各有套路，师资很高。

而学生中，凡是来自城镇的同学又都是狗崽子，只配去乡下读书,，其实倒是进了现在所谓的“重点中学”，祸兮福兮。

其中有个英语老师，据说曾经是国民党里的翻译。他瘦高个，总是穿着一件深色的中山装，露着洁白的衬衣领。西装表袋里插着钢笔和一把银汤勺，汤勺柄上刻着一行英文，这是他吃饭的工具。

他有一台手摇式唱机，上课时就把它抱去放在讲台上。讲完课他就一遍又一遍地放磁盘，让学生练听力，纠正不纯的发音。

那时有这样的一台唱机是很珍贵的，英语老师把它当成了教学工具。下课回来在宿舍里，他自己也经常摇着唱机不厌其烦地听啊讲啊。因此他教给我们的是一套发音极其标准的英语。

有个男生很调皮，老师说“Sit down”时，这个男生故意说成“国民党”。老师明明听见的，但脸上仍是一副安详的神态，丝毫不影响他的教课情绪。这个男生英语成绩很差，老师经常给他补课，还打饭给他吃，还帮他洗脏衣服，老师的耐心就像幼儿园里的阿姨。

不知怎么，我看见英语老师总感觉他像个传道的牧师。现在回想起来，他过的日子是一种僧侣式的清苦，也许，这是他在那种特定年代里的一种“赎罪心理”。但不管怎样，他把教书当做了他全部的生活，他教出的学生中，如今有许多已经走上英语教师的讲台。

说来令人悲哀，他给我最后一面的印象却是非常悲惨。那天村里有几个造反派跑到学校，把他拉出去，一边一个扭着他的胳膊，象押解犯人一样。那把银汤勺被夸大地钉在一块硬木板上，并坠上砖头，另一头就是那台唱机。绳子紧紧地勒着他的脖子，衣服纽扣被撕脱，一只脚光着。从来都是整洁安详的，英语教师的形象一下子被打碎，碎得我心疼。木板上那几个歪歪扭扭的黑字“打倒崇洋媚外的国民党特务！”给我心中留下说不清的苦涩。

后来我支边支农十几年，回来后遇到同学总要打听他的消息。同学告诉我，运动结束后各个学校开始复课，可是英语教师断档。正是他，把从前英语成绩好的学生邀请在一起，并给他们重点辅导，使他们很快走上了讲台。

终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我见到了已经两鬓斑白的英语老师。没想到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向我道歉。他说：“翁怡静（我曾用母亲的姓），对不起，那时你的英语口语相当好，但我不敢重点培养你，因为你出身 不好，我只好重点培养出身好，有希望的学生、、、”说着老师竟然向我弯下腰说：“非常对不起。”

我一下子热泪盈眶，连忙扶起老师，过去被歧视的心酸涌上心头，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想不到这次见面后，英语老师就逝世了。

他身边没有子女，据说妻子也是在文革那年离他而去，再没有回来。

但是那天，去送老师远行的学生有很多。当然，我也在其中。我深深地给老师鞠了一躬，心中说：”老师，你可以轻松地走了，阶级出身论已然废除，压在人们心灵上的巨石消除了。您的晚年桃李芬芳，会有人记住您的。”

英语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