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卓绝的长征，始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思想指导下，红军伤亡惨重，根据地日益缩小，沦陷在即，红军不得已开始被动的战略转移。从此踏上了辗转流离、危机四伏的长征之路。
然而，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中，虽然开局不利，但中途却出现了有利于红军改变被动、扭转战局的天赐良机。红军完全可以利用这次机会联合盟友、相互呼应、冲出重围，攻敌之必救，变被动为主动，一举扭转战局。但博古、李德的战略错误和不作为，白白浪费了这一次大好的机会。
一、铁壁合围
在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暴跳如雷，大骂陈诚无能，认为这次失败是他最大的耻辱。为了一雪前耻，干净彻底地消灭红军，除去这个心头大患。他不惜血本从美国购买了150架作战飞机；从德国购买了大批重型火炮；并针对红军的作战特点，在庐山开办了专门对付红军的军官训练团，他还高薪聘请了德国前国防军总司令塞克特为军事顾问，制订了“堡垒围困、稳步推进、持久作战、拼力消耗”的战略方针。同时进行经济封锁，企图双管齐下剿杀红军。对此次战略颇为自信的蒋介石曾不无得意地说：“苏区就像是池塘，红军是池塘里的鱼，堡垒封锁好比一张网。要围住池塘的边，抽干池塘的水，捉尽池塘的鱼”。
此次红军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危局，敌人更加强大、武器更加精良、计划更加周密，壁垒更加牢固，极大的考验着红军领导的智慧和决心，但是，作为临时中央最高领导人，博古的应对策略却显得迟钝而愚蠢。
他一改前几次反围剿均取得胜利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集中力量、攻其薄弱”的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方针，天真的以为到了“两个阵营决战的最后时刻”，要红军拿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气魄，坚守阵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绝不丢失红色苏维埃的一寸土地。
这种完全不顾兵力和客观条件，和强大的敌人拼家底、打消耗的策略是极端的左倾冒险主义。这其实正中蒋介石下怀，他怕的是红军神出鬼没、变幻莫测的游击战，而打阵地消耗战，他的兵力、武器、物资补给都远远占优，他需要的，只剩时间。
所以，第五次反围剿从双方策略制定开始，红军就以落下风，注定了战争的艰难和被动。
二、苦战失利
1933年9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动50万兵力，向中央根据地发起了第五次围剿。而博古把人数人数不占优的红军分成东方军和中路军，分路御敌。9月28日，黎川失守。就在当晚，一个以后对中国革命影响极大的外国人由上海来到瑞金 他就是共产国际给苏区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对军事本不精通的博古仿佛遇到了救星，他对这个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奉若神明，把红军的军事决策权和指挥权都交给了这个外国人。
李德一上来就当仁不让的大权独揽，他与博古的左倾冒险主义不谋而合。他对黎川失守非常不满，急调红三军团和19师组成的东方军北上，去进攻敌人壁垒坚固、重兵把守的硝石、资溪桥、潭头市、浒湾、八角亭等地，以期夺回黎川。但敌人碉堡坚固、火力强大，加之人数占优，红军在硝石、资溪桥、潭头市、浒湾、八角亭等地的攻坚战均未取得胜利。
初来乍到的李德根本不了解根据地的情况和地形，完全依靠地图来调动部队指挥作战。由于山区道理高险曲折，往往比地图上的路程要远很多，所以红军拼尽全力有时也无法赶到指定地点，十有八九被国民党军捷足先登，以逸待劳等待着疲惫的红军……。
至此，红军以阵地战和攻坚战与数倍于己、武器精良的国民党军激战的两个月，败多胜少，屡屡受挫。不但没能御敌于国门之外，而且战略据点频频失守，红军伤亡很大，士气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而敌人的碉堡在不断推进，将日益缩小的苏区根据地牢牢围困，形势越来越危急，红军的战争策略急需调整。
但博古和李德好像被打怕了，从左倾冒险主义的强攻冒进又变成了右倾保守主义的消极防御。
他布置红军大量修筑碉堡和防御工事，处处设防、节节抵抗。并且严格规定红军的作战方式就是阵地防御为主，结合阵前短促突击，迟滞敌人的进攻。他完全放弃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让红军在敌人的深壁固垒中拼死消耗，完全成了被动挨打的局面。苏区在敌人纵横交错的数千碉堡的钳制中日益缩小，形势已万分危急。
三、天赐良机
但就在这时，却出现了有利于红军摆脱被动，扭转战局的天赐良机。
原来，在苏区东部围剿红军的国民党蔡廷锴、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越来越讨厌内战，对蒋介石不满。他们前不久还在淞沪抗战的战场上浴血奋战，知道国难当头、民族危急，再围剿红军打内战是没有出路的。于是联合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等 ，共同反蒋抗日。并和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初步协定》。
他们于1933年10月20日宣布脱离国民党，成立生产人民党，并成立中华共和国，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卖国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在全国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福建生变、后院起火，蒋介石惊慌失措，急忙从围剿苏区的北线部队中抽调11个师，前往福建“平叛”。苏区的压力陡然骤减。
毛委员、周恩来、张闻天都看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毛委员、朱德、张闻天都会见了十九路军代表。
四、错失良机
毛委员认为一定要抓住这个契机，全力支持福建政府，与红军形成呼应，是当前打破围剿的新战略。他还向临时中央创造性地提出：“在全国民族危急面前，个别国民党军阀有接受我们宣言的可能。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在个别地方进行上层统一占线，号召一切阵营中真正的爱国分子，同我们一起，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战”。
这是毛委员的豁达心胸和高瞻远瞩，与日后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不谋而合。但莫斯科却简单地认为，这次事件是军阀之间的内部斗争。红军应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斗争来加强自己在内战中的地位，而不要与之联合或结盟。共铲国计驻上海代表阿瑟尤尔特和弗雷达传达了共铲国际这一指示。博古对这一指示奉若神明，坚决执行。却没有实际地去分析问题，没有看清福建事变对时局和红军战局的决定性影响。反而以为福建当局是军阀们改头换面来欺骗民众的把戏，所以坚决不同意和福建政府联合。也拒绝了军事上的协调行动和对福建政府的任何援助。毛委员等人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毛委员又建议趁蒋介石自顾不暇，敌人兵力相对薄弱，赶紧跳出这个堡垒重重的包围圈，去到以浙江为中心的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驰骋于江、浙、闽、赣一带。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变被动为主动。相机建立新的根据地或迫敌回援，围魏救赵，不但红军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苏区之围也可解。
但这一建议仍然没有被博古、李德采纳，他们既没有向外发展根据地的勇气，也害怕苏区根据地的丢失。
毛委员再建议背靠根据地，向湖南中部出击，把江西的敌人调动到湖南没有堡垒的地方消灭。再次遭到博古、李德的拒绝。
博古、李德的右倾保守主义完全断送了红军利用这次机会打破死局，死里求生的希望。张闻天也在题为《关于苏维埃政虎的宣言与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一文中批评了拒绝与十九路军联合的错误，称这是典型的关门主义。
毛委员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冲出敌人重重合围的堡垒区域，不能死守孤城、拼死消耗、坐以待毙，这注定是要失败的。只有冲出堡垒，红军的游击战、运动战才会如鱼得水，红军才有胜利的希望。而且如果和第十九路军联合行动，彼此呼应，效果会更好，但这么好的天赐良机就被博古、李德的无知和固执白白浪费了。
五、被迫长征
福建事变前，蔡廷锴、蒋光鼐一定以为红军会是可靠的盟友，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合则两利的联合红军竟然会拒绝，见死不救。只短短两个月，在蒋介石11个师15万重兵的围攻下，十九路军独木难支、孤立无援，很快失败。蔡廷锴、蒋光鼐、李济深、陈铭枢等流亡香港。而在此期间，红军没有采取任何形势上的协调呼应，有没有一兵一卒、一枪一弹的援助。
红军和十九路军彼此独立、各个击破是蒋介石最想看到的结果。福建平定后，他可以腾出守来全力对付红军了。他将进入福建的部队组成东路军，重新完成对苏区根据地的合围进击。
红军在李德的命令下在福建事变期间修筑的大量堡垒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下很快灰飞烟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很快，广昌被占、建宁失守、筠门岭危急……。敌人从六个方向最后合围，红军也兵反六路，全线防御，被迫阵地战到底，被敌人各个击破，伤亡惨重。博古、李德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的战略完全失败。只能选择被动战略转移，由此开始了千难万险、艰苦卓绝的长征。
福建事变本应成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转折点，但这个天赐的良机红军竟然没有抓住。在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制约下，红军拒绝了十九路军的呼应联合，坐视这个雪中送炭的盟友被消灭，失去了最佳的外援和支持。红军也没有抓住机会冲出重重堡垒的铜墙铁壁，依然死守一隅、坐以待毙，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全面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机会总是稍纵即逝，留给历史无尽的遗憾，但历史的前车之鉴，永远在警醒着后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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