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全中国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蒋介石对红军展开第五次“围剿”；溥仪在长春“称帝”；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钱塘江大桥开工。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大事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除此之外，在历史的缝隙中仍有一些小事在闪闪发光，比如说：在这一年，我国著名作家叶圣陶和夏丏尊合著的《文心》正式出版了。

《文心》由叶圣陶和夏丏尊两位先生轮流执笔，每月两篇，先是逐篇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一年半后由开明书店出版。《文心》一经出版即大受欢迎，极为畅销，为当时身处动荡年代且教育资源匮乏的中学师生们提供了国文学习的路径和方法。即使是时隔70多年的现在，《文心》在中学生课外推荐阅读书单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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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一共有32篇，内容涉及读书笔记、诗词鉴赏、语调、朗读技巧、文学史、修辞、写作方法等等。两位先生深知兴趣是学习的第一要素，为了避免枯燥、生硬、太过说教，他们以故事为主线，塑造了张大文、周乐华等活泼的中学生和平易近人的老师王仰之等角色，将语文知识嵌入生活场景中，以人物对话的形式展开讨论，对当时的社会民生、抗日情势，甚至是中学生之间懵懂的恋爱都有描写，因此比严肃的教科书要更加活泼生动，感染力强。

在豆瓣上，《文心》各个版本书籍的评分都达到了9.0分以上，可见好书的价值并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读者中有的说“内容生动形象，通俗易懂，书中的道理到今天依然是经典。”有的说“值得每一位初涉写作者拥有！”有的说“书里藏着一位非常棒的老师！”在大家几乎一致的赞誉背后，即有对两位先生扎实国学功底的敬佩，更有因为自己没有在适合的年龄段读到对的书而产生的惋惜之情。

要想在对的时间读对的书，不论在1934年还是在2019年都不容易。在国仇家恨、世道纷乱的年代，教育资源匮乏，《文心》成为教育类书籍中的一颗难得的明珠，好像它在那里说“读我就对了！”。而现在教育资源的问题不在匮乏而在太过丰富，各种各样的教辅书籍泛滥，水平参差不齐，需得有一定的辨识能力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书。

真正适合自己的书，一定是能让自己见到做所事情的意义。

比如说，有类关于修辞运用的工具书，把比喻、排比、夸张、反问等等修辞分作几个主题篇章，再从各类文章甚至是网络上摘取含有修辞手法的片段逐条陈列，如：形容“天气”有几条，形容“开心”的有几条，形容“生气”的有几条，以便学生引用摘抄。这是偷懒的做法，不是教修辞，而是教学生如何应付作业。

在《文心》第三十一篇《修辞一席话》中，赵老师首先对修辞的类别做过一番介绍之后，又引申出另一番深刻的话来，“作风，可以说就是说话者的风度的表出，是在生活上、品性上有着很深的根源的。没有深刻的生活，绝不会有深刻的作风，没有幽默的天性，绝不会有幽默的作风。”从修辞手法讲到品性修养，不是说离题了，而是要告诉学生为什么学习，意义何在，引导学生认识自我，提醒他们即使在动荡的年代也要不忘修炼自己的核心价值。这就是合适的书。

好书，不一定是合适的书。

《红楼梦》是好书，但是小学生大概不会喜欢；《荷马史诗》也是好书，可是没有一定文学功底的人看不出它的好。读书就像恋爱，要在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才会开花结果。木心说：“开始读书，要浅，浅到刚开始就可以居高临下。”在撰写《文心》时，两位先生就把阅读对象定位为中学师生，所以内容浅显明白，力求做到深入浅出，读起来有趣不费力，因此初中生觉得太适合自己了，爱不释手。而我虽然也毕业数年，但文学底子不扎实，看《文心》也觉得适宜。可见，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书，首先要对自己有个定位：兴趣在哪、水平如何、想了解什么，然后再去好书中挑取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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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给大家看到了学习语文知识的另一种方式：不似课堂中严肃刻板的教习，而是将生活和语文结合，使得语文的学习更具备了一点现实意义：学习语文不是为了考试，而是真的在生活中、在人生中有些用处。《文心》对于处在学习阶段的学生来说，无疑是符合孩子脾性的好书，它的长盛不衰也是在告诉我们：不论处在人生的任何阶段，读书就读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本。